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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事该由自己办


评价中国文学应该以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社会价值的评价立场,而不应该盲目地拿西方的观点来评价中国文学。中国的美女标准和西方的美女标准总是区别很大的吧!
  
  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是否要有中国的立场?我说一定要有中国立场,毋庸置疑。中国的事情当然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而且我还希望将来最好有个“中国式的诺贝尔文学奖”,让西方国家的作家们都来争这个奖项,那时,我们才是真正地有了评价中国文学的立场了。提到“中国立场”,我就想到“中国特色”,其实评价中国文学就是要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权。
  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特色?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学界仅凭一个外国老人(顾彬)的一句话,就忘记了邓小平老人家的“中国特色’的理论,竟然还要为此展开一场大讨论,怀疑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有中国立场,简直是犯了低级的错误。
  邓小平为了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展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结果是实践检验出了:只有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办好自己的事情,“按既定方针办”和“全盘西化”都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所以说邓小平不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大师,他抓住了根本。“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好文学歹文学能够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学就是好文学。搞好文学评价也要“因地制宜”,中国的国情就决定了中国文学,既然是中国特色的文学,就应该用中国立场来评论。
  这里所说的文学评价的“中国立场”,我的理解就是指:评价中国文学应该以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社会价值的评价立场,而不应该盲目地拿西方的观点来评价中国文学。中国的美女标准和西方的美女标准总是区别很大的吧!中国的事情还是要中国自己来办为好。
  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作品。但不是每个时期的文学都能适应当时的需要。比如:解放初期的文学作品,其政治色彩比较浓,那是当时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反映现实的需要。如茹志娟的《百合花》就歌颂了解放军纯朴而高尚的品质,汪曾祺的《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就是典型的成长小说;赵树理的《登记》就是反映现实的代表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是配合我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的得力之作。之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是政治和现实的最好体现的文学。你能说这个时期的文学没有价值吗?
  “寻根文学”是80年代中期中西文化碰撞后,对民族文化精神本质的追寻。这一时期的文学,基本上是走出“文革”阴影后的一代在现代化实践中追求个性精神解放的文学。再后来,到了90年代,也许是应了“饱暖思淫欲”的古话,人们在文学创作上一味地抒写“小我”,文学几乎是走到了与政治、现实的关系相脱离的地步,“小人物”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烦恼甚至是无病呻吟,充斥于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网络冲击的环境下,部分作品将小说写成纯粹消遣的东西,强调消遣性,娱乐性,猎奇性。将“人性”直接写成“性”“色”,将“希望”赤裸裸地写成“欲望”。有的小说就直通通地编故事,连作者写完后,自己想表达什么,有什么写作意图都不清楚,只要编辑能发表,读者喜欢看就行——这就是文学发展到今天的现状。当下的文学界应该反思这种现状,还要反思为什么中国的文学总是忽左忽右,要么政治色彩太刺目,要么“小资小我”满天飞,不仅没有社会担当,而且还对社会有害。这个时期的文学,我们就难说好了。因此,办好当今中国文学这件事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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