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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一年村支书


□ 闫春林

  当村支书其实是一件十分意外的事情。

  在村里,我应该算得上是一个追求上进的青年,每天农余时间除了看书就是胡乱写作,偶尔在地、县报刊上发表一篇小文章,邮递员给送来三两块钱的稿费单,让人们觉得新鲜开眼,与众不同,都认为这孩子是块好料,将来一定有出息。

  1997年,村里发展年轻党员,人们都说应该发展我,所以,我就入党了。在村里入党倒也简单,写个申请填个志愿,报到乡党委就是预备党员,半年后自动转为正式党员,没有严格的审查,没有庄严的宣誓,平平淡淡。那一年,我25岁。

  入党一年后,我进了领导班子,也就是村“两委”(支委、村委)领导班子,但人们不习惯叫支委、村委,仍然沿用19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的称呼,叫“大队”,直到现在。

  我担任的职务是宣传委员、民兵连长、大队公安员。其实都是虚挂的。自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大队的干部就不多了,不像以前书记、副书记,主任、副主任,这个委员那个委员,大队部弄一大堆干部。小队还有队长、副队长,组长、副组长等等。责任制以后就是三个人成立一个村支部,一个书记,一个主任,一个委员,有能兼职会计的兼上,不能兼再配个会计,最多四个人。其实其他三个人也都是个配角,什么事大都还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一年的工作是春季挖造林树坑,秋季栽树、修路,年底收提留款(年底收提留款是一项最硬性的任务)。

  1990年代,种地人最怕的就是年底交提留款,当村干部的最怕的也是年底收提留款。但怕交也得交,怕收也得收。其实是时代造就的社会原因,可不少村民不理解村干部,觉得村干部一年到头啥事不干,就知道一天要钱,种地人苦巴巴种一年地哪里有钱交?村干部也知道有些村民确实是没钱,但种地交钱现行政策,你不交钱难道叫村干部给你贴啊?双方都有难处,又都有道理,有时候言来语去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甚至也有打起来的时候。所以,那时农村的干群关系很是紧张,谁当村干部谁是坏人,立马就成了全村人的对立面了。

  1998年我当了一年村书记。

  年底,乡党委书记张会宇来村里稳定村领导班子,组织全村党员搞投票选举,意思是走个形式让原任村支书继续当选。原任支书是我姨夫,跟张书记的关系很好。不知是张书记的工作没做到位,还是原任村支书再难得人心?选举结果一出来,张书记闹了个大傻眼,原任村支书闹了个大傻眼,我也闹了个大傻眼。不曾想,原任的四个村干部除了我其他三个一个也没被选上。得票最多的竟然是我,其次是新人周义庆、胡长青。

  张书记真的傻了,但又不能过于显得失去姿态和领导风度,他表情有些不太自然地说:投票结果有些出乎意料啊,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在成长啊。那好,既然大家选出来了,那下一届大洼沟的村支书就是闫春林了。说完,会议不欢而散。张会字没有和我说话,也没有和我做什么交待,好像我和这次选举并没有什么关系,看也没看我一眼,他悻悻然跟着原任村支书就走了,去原任村支书家吃饭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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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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