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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摄影:在文化人类学与终极信仰之间


□ 杨小彦

  内容提要专题摄影的兴起和逐步走向深入,一方面体现出摄影家对摄影社会责任的重新确认,一方面又与摄影家的情感体验和信仰生成相关。在此,摄影已不仅仅是光影和构图法则;图像的力量在于,它把被习常经验和世俗眼光所忽略的生存状态展示出来,平实而认真地体验拍摄对象的精神世界,同时通过持续的关注和表达,达到思考的深度。
  关键词 专题摄影 边缘 文化人类学
  
  我不敢说中国的摄影家在开始从事专题摄影时,就都能够自觉地意识到其中的人类学立场。肇始于1978年“四月影会”的当代中国摄影,从思想根源看,其实一开始是建立在对“摄影艺术”的追求上的①。“文革”结束后,因为对“文革”艺术的反感,更因为对急剧的政治风暴的恐惧,“纯艺术”的概念成为人们关注的方向。但与此同时,一股要求从“真实”的角度重新看待摄影的潮流也在涌动。公认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纪实摄影是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诞生的,随后,到80年代末期,一种针对专门题材的深度摄影就开始出现了。这种摄影与其说是一般的“纪实摄影”,不如说是有纪实深度的“专题摄影”。和一般的纪实摄影不同的是,摄影家首先要确定一个社会题材,同时要为这个题材做文献和材料的准备,甚至要对拍摄对象做深入的研究,以期在拍摄中能够达到一个观察的深度。尽管从史料上看,引进人类学的相关原则是稍后的事,但即便在早期的专题摄影中,我们也仍然能观察到人类学的某些影子。
  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1976年以来专题性的纪实摄影,也许是从北京的吕楠开始的。他大约从1989年起,用了近三年时间,走访了全国36家精神病院,一万多名精神病人,拍下了以《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为题的系列照片。如果把开始拍照前的准备工作也算进去,可能时间跨度还要大些。然后,在完成了这一题目的拍摄之后,他又从1992年前后开始,深入中国农村,拍摄题为《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这一组照片的时间跨度更大,大致到1996年才基本完成。而且,走访的地方也比前一组范围要大,从江浙开始,经山东到河南,再到西北,然后又深入到云南,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其间还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包括被当地公安人员扣留、盘查等,但最后还是完成了这一艰巨的拍摄。之后,又深入到西藏,拍摄以西藏为题材的系列照片。但这一次他一改过去两组走动颇大的方式,蹲在康西藏区一个小村子,一拍就是五年以上,直到2004年才开始让外界少数人看到部分成果。
  随着这三组作品的问世,吕楠在专业摄影圈,尤其是纪实圈里享有巨大的名声。但是,他的作品却没有在中国内地公开展示过。《精神病人》第一次刊出是在台湾阮义忠主编的《摄影家》杂志创刊号上。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吕楠的作品在国外却赢得了名声。他以“马小虎”为名在日本举办的以“精神病人”为题的展览,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993年他还被美国《光圈》杂志选入,这一期《光圈》以介绍“有着广泛影响但还不为人知的摄影家”为宗旨,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了十位摄影家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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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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