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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


□ 王彬彬

  陈晓明如今却潇洒地一转身,举着“中国立场”的大旗,教训起别人来,这怎不令人惊讶?另一个让我惊讶之处,是陈晓明忽然对“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作品大唱赞歌。对“十七年文学”的颂歌,从有些人的喉咙里发出,并不令我奇怪。但陈晓明也对“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作品称颂起来,且声调高昂,大有后来居上,成为“领唱”之势,却不能不令人瞠目。
  
  2009年,有着一股“盘点热”。“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界中的一些人,也“盘点”着“60年的中国文学”。“盘点”的结果,是“成就辉煌”。
  在这颂歌合唱中,陈晓明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陈晓明对“今日中国文学”的歌颂,我毫不惊讶。我所惊讶的有两点。一是陈晓明忽然强调“中国立场”,强调要拒绝西方的文学尺度,强调中国文学不必向世界文学看齐。坦率地说,即便强调文学评价同时要有“中国立场”,强调评价本民族文学不必完全依照“世界标准”,并非没有一点道理,由陈晓明来以教训的口气高声强调这一点,也有些滑稽。多年来,一直有人提醒、劝告陈晓明要有“中国立场”,要注意“中国语境”,要顾及中国的现实,不要把西方时髦理论盲目地往中国和中国文学身上套。对这些提醒、劝告,陈晓明要么反唇相讥、要么嗤之以鼻。而2009年却潇洒地一转身,举着“中国立场”的大旗,教训起别人来,这怎不令人惊讶?另一个让我惊讶之处,是陈晓明忽然对“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作品大唱赞歌。对“十七年文学”的颂歌,从有些人的喉咙里发出,并不令我奇怪。但陈晓明也对“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作品称颂起来,且声调高昂,大有后来居上,成为“领唱”之势,却不能不令人瞠目。
  
  一
  
  关于“中国立场”问题,后面再说。先说“十七年文学”的问题。
  上个世纪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几年,有所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兴起。当时,有一个叫李剑的人写了《歌德与“缺德”》这样的文章,对揭露伤痕、反思历史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李剑的文章立即激起批评界和广大读者的满腔义愤,批评界对之进行了集体声讨。当时的批评家们,对《班主任》《伤痕》《枫》《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记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顺大造屋》《芙蓉镇》这一系列作品,予以了热情的肯定。当时肯定这些作品的批评家,许多人已离我们而去。但其中较年轻的一些人,至今还健在,还在发表着对文学的看法。
  80年代中后期,有所谓“先锋文学”的兴起。徐星、刘索拉、马原、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批被称为“先锋作家”的人,一时间成为议论的焦点。“先锋文学”也造就了几个不遗余力地为之辩护的“先锋批评家”。如果我的记忆不错,陈晓明就是由“先锋文学”所造就的批评家。在“先锋文学”遭遇不少人的反感、质疑时,陈晓明一篇接一篇地发表着长文,从不同角度阐释“先锋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先锋文学”之后,有所谓“晚生代”登场。“先锋批评家”中的一些人,以陈晓明为代表,又顺理成章地成为“晚生代”的颂扬者和阐释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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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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