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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廿年祭


  杨哲宇 胡舒立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对话人:

  许成钢

  香港大学教授

  明年-2011年,系苏联解体20周年。1991年1 2月25日19时38分,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穹顶徐徐落下,白、蓝、红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冉冉升起。那一晚,红场上寂寥无声。

  苏联这一存在70载、称雄世界数十年的“红色帝国”为什么会土崩瓦解?标志着“冷战”结束的苏东剧变因何发生?对这一“二战”后最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与影响的分析与辩论,一直持续至今。历史无情亦有情。苏东转轨或已结束,但对转轨学的深入研究仍格外值得关注。我们希望借苏联解体20年之机,了解学界长期研究积淀和最新成果,与读者分享。

  许成钢,中国当代优秀的经济学家,因其对于转轨经济长期、深刻研究,成为我们此次“苏联解体廿年祭”开篇专访的对象。

  许成钢,1951年生, “文革”前正在清华附中上初二。这位“老三届”有着同代人的共同经历,也有其独特的探索、苦难与奋斗道路。1967年到北大荒建设兵团上山下乡后,他以对中国命运的思考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厚兴趣,写出《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此曾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关押审讯批斗并监督劳动。纵如此,他也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还自学了高中及(中国和美国)大学本科的数学、物理.电子工程及英语,其间还搞了不少技术革新。

  十年“文革”浩劫之后,许成钢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该校惟一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此后,他从中国社科院计量经济研究所考入美国哈佛大学,师从雅诺什·科尔奈和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继续着他追寻制度经济学和体制比较的研究。

  采访中,他多次提到科尔奈及其他师长,使人强烈感受到学术的薪火相传。

  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许成钢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继续前行,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认可。他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终身教职)、清华大学特聘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和香港大学教授,还是全欧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CEPR)高级研究员。他还担任过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及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国际国内多家经济金融学术期刊的编委或学术顾问。

  苏联缘何崩溃

  财新-《中国改革》:2011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这是当代史上最深刻重大的事件之一。在你看来,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哪些?

  许成钢: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崩溃,必然存在复杂多重的原因,简要地说,其政治经济体制的内在问题构成两个最重大的原因。第一个是其经济体制内在的问题,长期的经济改革失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长期(十几年)经济增长停滞;第二个是其极权政治体制的内在问题,长期政治压制最终失控。此外,转轨期间的一系列严重决策失误更是雪上加霜。

  先说第一个。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到80年代末,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反复的各种改革和尝试,都失败了。这使得苏东国家改革派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不可改革的,只能以市场经济全面、彻底地取代。这一认识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苏联最早的改革,可追溯到赫鲁晓夫时代即50年代末的改革。苏联经济曾一度发展极为迅速。赫鲁晓夫60年代初到联合国演讲,曾自豪地宣称,通过和平竞赛,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将“埋葬”资本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苏联一中东欧经济增长比美国、西欧高很多,所以,赫鲁晓夫称社会主义制度以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快的经济增长,代表了先进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最终将因落后于社会主义而被取代。但随后,苏东经济增长超过欧美的优势逐渐丧失。伴随着一系列改革的失败,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苏东集团对欧美的经济增长优势演变成了劣势,甚至变成了显著的稳定劣势。按赫鲁晓夫的逻辑,或者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作为代表落后生产力的体制,苏联自己最终要被资本主义“埋葬”了。改革的紧迫感关系到其制度的存亡。

  苏联和中东欧国家的问题是一体的。增长速度下降,是它们共同的问题。它们也同样经历了一系列改革的失败。不少经济学家,不仅有苏联的,还有更多国际有名的东欧中欧经济学家,如匈牙利的科尔奈,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波兰的布鲁斯,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个体制是不可能改革的。这种认识不单纯是从理论中,而且是从过往的历史中得来的:苏东国家改革失败的次数太多、失败得太惨!改革失败,破坏了制度的内在一致性,增长减速,各种瓦解过程相互影响,意味着苏东集团的长远衰落,却并不意味着这个集团会迅速崩溃。

  苏联解体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长期压制社会及民众,导致政治局势失控。苏联及苏东集团其他国家一向是依赖暴力压制来控制的。克格勃无处不在,使持不同政见者难于活动。一旦有示威游行,就用暴力去镇压,例如,1981年波兰以军事戒严法暂时压制了团结工会。东欧国家有任何挑战现行制度的改革,如果自己不能及时压制,苏军坦克就开进去了,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等。逐渐认识到政治高压手段终究不是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办法,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开始推动“人道的社会主义”,希望少依赖高压政治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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