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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穿浮嚣的智性与诗情


□ 古 耜


纵观华夏历史,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曾经相沿几千年。这种超稳定的文明形态和社会结构,以其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力量,潜移默化而又刻肌刻骨地影响着迄今为止的一代又一代的散文家,使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创作于不知不觉间出现了某种惯性,进而形成了相对明显的艺术定势,如:时空设置上的遥想当年,回望生命;题材选择上的崇尚山水自然,喜爱童心稚趣,依恋故乡亲情,寻求精神安逸等等。这种惯性和定势发展到今天,又很自然地派生出了反向性的东西,这就是:对当下生活体验的忽略与回避,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冷漠与排拒。如果说散文家热衷于在记忆的长河里采撷故乡、童年的场景和山水、风物的映象,自有其不容忽视,也忽视不了的审美意义,那么,他们因此而疏离乃至放弃对当下生活体验和现代物质文明的精神审视与艺术观照,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失误。因为就在这很可能是不自觉、不经意地一取一舍之间,散文所失掉的是“质文代变”,与时俱进的气度,是参与生活,褒贬现实的胆识,是驾驭时代,呼唤未来的热情与自信。
正是基于以上背景,我们来看南帆的散文创作,即可发现其卓尔不群之处: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作家除了在国内诸多报刊频频发表散文作品之外,仅带有主题性质的散文集,就先后推出了《文明七巧板》、《星空与植物》、《沉入词语》、《追问往昔》、《自由与享用》、《叩访感觉》、《南帆书话》、《没有重量的生存》、《关于我父母的一切》等十余部。这些作品自有开阔的艺术视野,广泛的生活场景和多样的题材选择,当然也包括许多作家一向钟情的意属忘川,笔涉山水,心系故园等等。只是所有这些并不是份额均等的文字组合,它们当中出现得最为频繁,表现得最为酣畅,因而也最引人瞩目的,是一系列与科技和商业文明纠缠在一起的物象,如:手机(《移动的倾诉》)、电视(《神秘的机器》)、电脑(《较真》)、网络(《没有重量的生存》)、电梯(《通天之梦》)、照相机(《瞬间的永久》)、现代化武器(《准星上的生活》)等等。同时,还有一系列派生于科技浪潮和商业社会的话题,如“包装的神话”、“时尚与文学的趣味”、“媒体时代的作家”、“读数时代”、“快”、“说化妆”、“论躯体”、“休闲的历史”、“虚假的出走”、“理念聚财”、“现代人”等等。显然,诸如此类的描述和言说是与时代同步的,是富有现代色彩的,是努力走进社会的发展与新变的,甚至是体现着一定程度的前瞻性的。它们托举起南帆散文稳定的基本的主题取向,同时也构成了作家——一个敏于发现和精于思考的知识分子与现代文明的多维对话。应当承认,这种近逼时代,面向未来的创作追求,同传统的更多体现了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审美趣味的散文范式相比,不仅为艺术创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性与可能性;而且从根本上密切了散文与当下生活和今日体验的关系,强化了散文审美的"进行时"与当代性——这一点常常又是散文作品进入历史乃至永恒的重要前提和核心品格。
散文创作积极表现科技和商业时代的生活景观与人生体验,坚持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展开对话,固然意义深远,不可或缺,但是,散文作家要在艺术实践中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又殊非易事。这是因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史已经证明:科技和商业时代常常是错综复杂而又瞬息万变的,是异彩纷呈而又泥沙俱下的,这决定了由它们托举起的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总是搅拌着浮躁与喧嚣,总是充满了矛盾与困惑。而这样的时代、社会和文明在中国大地上,又由于无法改变的步履匆忙与历史短促而平添了若干陌生、失衡和混乱。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散文家意欲对迎面而来的一切加以观察、体验和思考,并以此为基础做文本的描述、分析和评价,便不仅需要勇气、耐心和定力,而且更有待于一种科学的态度和与之相呼应的作为“武器”的精神资源与理论素养。显然是得益于出色的学者资质和生动的学术生涯,南帆很自然地具备了与科技和商业时代,与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对话的主体条件,并将其有效地转化为笔下文本的特殊优长。于是,透过南帆的散文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洞穿了浮嚣与迷惘,挥洒出从容与睿智的面影。
毋庸讳言,科技和商业时代乃至整个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都无法摆脱利弊互见的双重性和得失相生的矛盾性。这使得一些习惯于追求“片面深刻”的学者、作家,往往容易抓住其中一端,加以阐发,推向极致,进而得出或“理想化”、或“妖魔化”的结论。而无论是“理想化”抑或是“妖魔化”,都不是对科技和商业时代,对现化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准确揭示与真实描写,相反它带有明显的扭曲性、遮蔽性,甚至欺骗性。对比之下,南帆在打量和解读光怪陆离的现代生活与景观时,自觉回避了这种片面化、绝对化和情绪化的思维与表达方式,而代之以客观、冷静、充满理智的态度——他喜欢以观察者和审视者的身份,漫步于种种事物、问题和现象,调动清醒而机敏的视线,剥茧抽丝,条分缕析,见微知著,鞭辟入里,在娓娓道来中完成多维多向、利弊同显的发言。不妨一读《包装的神话》。这篇作品由“包装”这个社会大面积使用的时髦动词说开去,一方面历数着今日社会上流行的种种包装现象和这种现象所包含的积极意义,以及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和理由;一方面透过纷纭的包装现象,分析着它和艺术的区别,探究着它与商业的关系,最终提示人们,包装的要害在于不要破坏了它与物品之间正常的比例。可以断言,这样的文字把包装的神话,公允而又辟透地摆在了艺术和认识的平台上。同样,在《现代人》一文里,作家从古典和现代的种种差异入手,通过体现了辩证法和两点论的讲述,既肯定了现代较之古典的观念进步,又指出了古典较之现代的可贵之处。这时,“现代人”的形象便更加客观、立体和清晰地凸现了出来。《神秘的机器》写的是现代人几乎已经无法舍弃的电视机。在作家看来,这部机器以其巨大的魔力,正在不动声色地改变乃至重组着社会生活。它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方便,如:感官的生动,娱乐的多元,信息的快捷,偶像的直观等等,但同时也制造着不少隐忧,如:思想的平面,感情的虚幻,判断的简单,真“我”的消失等等。而后者似乎更值得人们予以高度的警惕。显然,这样一系列作品因为贯穿了不溢美而又不隐恶的原则,所以更接近科技和商业时代以及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本真与实相,同时也更具有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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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4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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