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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折衷”文学批评思想及其运用


□ 洪 梅

  刘勰是南朝文学批评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心雕龙》体例周详严密,论旨精妙宏深,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
  刘勰的时代是文学真正自觉的时代。然文人圈子内,“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文学批评“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曹丕《典论·论文》)各从所好,或“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或“才实宏懿而崇己抑人”,或“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文学批评呈混乱局面。锺嵘《诗品·序》里也说:“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这种据己之好恶,衡文之优劣的不良状况,肯定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作家作品,也不利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有鉴于此,刘勰试图为文学批评领域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以便批评者“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文心雕龙·知音》)。于是,刘勰“一方面要‘弥纶群言’,使局部而散漫者得有纲领,一方面又要‘擘肌分理’,使漫无标准者得以折衷。”(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刘勰论文,持论平稳,长短兼顾,“同异是非,称心而论,本无成见,自少纷纭。”(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有同乎旧说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折衷,即折中,取正之义。宋代朱熹曾经说:“折中谓事理有不同者,执其两端而取其中,若《史记》所谓‘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是也。”“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折中就是要持论公允,不以一己之好恶来衡文,不做偏激之论。
  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南朝的批评家才是纯粹的批评家……正因为当时的批评家是纯粹的批评家,所以要对各项问题加以持平之论,对各种方法也要适当运用,于是要分析,于是要博观,于是要从分析、博观的结果获得公正的态度。”刘勰正是通过博观、比较、分析,对他以前著名作家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时人对曹丕和曹植评价,抑丕而扬植,“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他以为这是不公平的。他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文心雕龙·才略》)兄弟二人,在文学创作方面各有所长。曹植“思捷而才俊”,他的诗,文采飞扬,他的表,洒脱俊逸;曹丕“虑详而力缓”,他的乐府诗,清新悠扬,《典论》,议论精要。说曹丕相去曹植千里,“未为笃论也”。他评司马相如和桓谭说:“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覆取精意,理不胜辞。”“桓谭著论,富号猗顿,宋弘称荐,爰比相如,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故知长于讽论,不及丽文也。”(《文心雕龙·才略》)既看到作家的长处,也看到作家的弱点。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曹丕《典论·论文》),每位作家都有所长和所短。
  刘勰运用“折衷”的方法评价作家作品最典型的是《辩骚》篇。对屈原《离骚》的评价,刘勰之前各执一端。刘安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汉宣帝以为“皆合经术”,扬雄亦言“体同诗雅”。刘勰认为这些评论都不够全面,不符合实际。他说:“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他从考证《离骚》原文语义立说,认为屈原述说尧舜的光明伟大,称颂夏禹、商汤的虔敬严肃,符合典诰的体例;讥讽夏桀、商纣的行为荒诞不检,感伤羿、浇的灭亡,符合规劝讽谏的意旨;用虬龙比喻君子,用云霓比喻谗邪,这是诗经“比兴”的义例;不忍离去而又不能不离去,每一回头,都掩面流涕,感叹君门之高,难以进入,这是忠怨的话。这四方面是与风雅之义相同的地方。至于那些“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是与经典不同的地方。所以说,《离骚》与经典有合有不合,“虽取镕经旨,亦自铸伟辞”,这是因为屈原既取法于夏商周三代,又受战国时诸子思想的影响。单从宗经这个角度说,《楚辞》“乃雅、颂之博徒”,但从文学的角度看,《离骚》“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奇文郁起”,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实。”“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成为“辞赋之英杰”。总之,《楚辞》继承了《诗经》精神而又受时代的影响,用经典这把尺子衡量有同也有异,但其文采华丽,叙事含情,写貌传神,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刘勰“折衷”的文学批评思想,使他“有殊于流俗”。他批评“嵇康师心以谴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左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都已成为定评。正为此,他才写就了《文心雕龙》这部文学批评理论巨著,成为文学批评史上的卓然大家
  洪 梅:河北承德民族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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