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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超过那个高度”


□ 王晓枫

  一九八六年,七十六岁高龄的著名文学史家林庚(一九一○——二○○六)先生在年轻于他五十岁的助手商伟的协助下,完成了他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简史(上卷)》的修订后,重读了他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在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简称“厦大版文学史”),并颇有感慨地对商伟说:“当时虽然有些想法不够成熟,有些表述也还有待斟酌,但是我的思维高度却是年轻时确立的,我从来没有超过那个高度。”(参见商伟:《与林先生相处的日子》,载《化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五年三月版)其实,林庚对自己的厦大版文学史也是他的第一部文学史著作始终情有独钟、另眼相看。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简史(上卷)》(以下简称“五十年代版《简史》”)的“后记”中他写道:“解放后时常想修改以前出版的那本《中国文学史》,”并在该书的“一般参考书目”中将它开列其中。在一九九四年五月四日为《中国文学简史》写的“再记”中又一次提到他的厦大版文学史:“虽然不免更简些,却是一部全的,但也久已绝版。《简史》就是以它为蓝本来写的”;在本书后特地将厦大版文学史的朱自清序、自序及全书的详细目录附存并强调“或可备参考”。
  厦大版文学史是林庚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开始着手准备,历时十二年,从北平到厦门再到长汀又回到厦门,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后写成的。在书中,他破天荒地以“诗性逻辑”将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创造性地划分为“启蒙”、“黄金”、“白银”、“黑夜”四个时代,并以独到的眼光、角度、语言从宏观到微观进行了观照与抒写。这部出手不凡、创造性极高的既是“诗的史”又是“史的诗”的文学史,一举奠定了林庚作为诗人型文学史家的历史地位。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史上,这部文学史都显得是那样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给这个年轻的学科带来了一种异常清新、蓬勃的别样生机。这就是年轻(二十四岁到三十七岁)的林庚为自己确立并且达到的“思维高度”!正如晚年的林庚对商伟所说的那样,后来者在读这本文学史时也能或多或少地感觉到它的“草创”和“初成”的痕迹,比如明显的“讲义”性质,过于简略、特别是对杜甫诗歌认识评价上的某些偏颇(这在他以后的文学史著作中已得到修正)等等,但瑕不掩瑜。作为一部具有独特品质的文学史著作,它的问世,无论是对于作者本人还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经常由个人独立担当,比如著名的有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等,林庚的厦大版文学史也毫不逊色地跻身于其中。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作者即产生了常想修改它的念头。林庚这个意味深长的“夫子自道”至少隐约地告知来者这样一个信息:时代、环境不同了,他依然心系旧作,想通过修改、补充使之更完善、丰富从而能够尽快再版面世,以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并服务于新的时代与社会。但他的这个良好愿望已多少不见容于当时的客观环境,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史教学、研究与写作要参考、学习乃至照搬苏联模式,强化、突出时代性、阶级性、民族性与人民性等“时尚”元素,在此背景下对明显地“不合时宜”的旧作进行修改后的最终成品会是怎样?作者大概在有所预料的同时也多少有些于心不忍,所以他在“几次动笔,都感到无从下手”的两难困境之下被迫放弃了这一想法,重起炉灶,“最后只好来重写一部”。这样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便是厦大版文学史能够以“本真”的原生态面目封存和“重写”的文学史即“五十年代版《简史》”的问世。后者在一九八六年由作者在商伟的协助下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凸现了寒士文学的中心主题、语言诗化的曲折历程与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这三个在先秦至唐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同样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与作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想动手修订厦大版文学史而不能有所不同的是,这次修订进行得非常顺利、迅速。当然这一方面得益于当时相对宽松与自由的学术环境,另一方面也多少说明了“五十年代版《简史》”比厦大版文学史在修订层面的便于操作性(林庚终生未能对厦大版文学史进行过修改,个中原由后来者实在不好妄猜;唯在晚年他将其中的“黑暗时代”改为“黑夜时代”)。修订后的《简史》(简称“八十年代版《简史》”)于一九八八年九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厦大版文学史自问世后已有四十多年了,依然未能重见天日。从“五十年代版”到“八十年代版”《简史》的肌理、脉络可以大致看出林庚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文学史写作观念、框架与厦大版文学史的根本性区别:即以“散文逻辑”的观念与框架来结构和规范他个人的文学史写作。虽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的甚至是他后半生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独创,如著名的“盛唐气象”等等,但相对于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形成的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全局性诗意观照和独特抒写而言,一九四九年之后他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诸多辉煌成果是不是多少只是阶段性、局部性和细节性的呢?或许,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可以深深地感悟和理解本文开头时所引述的林庚对商伟所说的话的背后所蕴含的言之不尽的复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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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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