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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性批判到社会性批判


□ 徐祖明

  内容提要:在余华的创作经历中有两次突变,第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完成的由先锋写作到现实写作,第二次是在现实写作进程中由苦难叙事向批判叙事的转变,具体作品就是《兄弟》。《兄弟》以一种独特的聚散手法,叙述了李光头、宋刚兄弟一家的悲欢离舍,描写了众多人物的生死诀别,反映了改革开放前后四十年间两个不同时代大超大落的生活。作品通过批判普遍存在的国民劣根性,进而批判社会的落后及其不合理性,彰显了作家对时代生活剖析和阐释的自觉,也张扬了余华小说的批判精神。
  
  以批判的视角评价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将会有一种新感觉,那就是余华在作品的叙述中,渗透着一种他以前作品所未有的批判性,可以称之为批判叙事。这种批判叙事对于余华的创作具有突破性意义。
  回顾余华的创作历程,他已实现了两次突破,一是从先锋写作转变为现实写作,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完成。二是在现实写作的进程中,由苦难叙事向批判叙事转向,这在《兄弟》中获得了有力的证明。这里所说的苦难叙事,是就广义而言,包括有学者已经评论余华的“民间叙事”、“世俗叙事”,“命运叙事”和“苦难叙事”等。以苦难叙事统称它们,是为了与批判叙事相区别。其实,余华的苦难叙事里也有批判性,批判叙事里更有苦难性,区别在于其侧重点不同。余华在他现实写作的道路上出现这种转变,是以主客观条件变化为前提的。客观上,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他在《兄弟》后记中所说,“文革”前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这个四十年间的天壤之别是西方人四百年才能经历到的。这种生活巨变,为余华的叙事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主观上,余华具备文学创作的“中年特征”。这种“中年特征”在余华的《兄弟》中又有了新发展,那就是在冷峻叙述中融入批判意识,由关注个人命运转变为关注全体民众之命运,由刻画个别的人性转变为揭示普遍的国民性,由通过个人的苦难来反映人物的命运转变到通过描写人物性格的裂变来反映现实生活以及揭露社会弊端。这种主观上的质的飞跃,就使得作者能够别辟角度剖析国民的劣根性,批判世态败象和人间弊端,从而实现由苦难叙事向批判叙事的转变。
  
  一、聚散手法
  
  所谓聚散手法,就是运用类似于电影和戏剧舞台上使用灯光聚焦和扩散相结合的方法,先聚焦于(即集中描写)主要人物在重大事件中的行为举止和性格特征,再扩散镜头扫描周围其他人物相同或相似的做派和性情,从深刻性和普遍性两个向度反映事物的全貌和本质。《兄弟》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将典型性与一般性结合起来,有效地展开批判叙事。
  作者首先将聚散手法运用于作品的主要人物李光头制造的一件奇特的“低级趣闻”:当时年仅十四岁的李光头在厕所里像杂技演员似地窥视了女厕所里五位女性的光屁股。在对这一事件的描述中,作品先将焦点对准李光头,摄取他在厕所窥阴时被人抓住的狼狈相,再扩散于周围群众。这些群众包括:李光头窥阴的现场抓获者——“赵诗人”赵成功,他当时如获至宝,急忙向五位女性讨好表功,又迫不及待地把李光头押向派出所,路途中刘镇另一名人“刘作家”,也抢入押送行列。被窥阴的五位女性,她们反应各异,其中一位的丈夫童铁匠,被妻子激怒后对李光头大打出手。沿街的群众,他们争相看热闹,嘿嘿、呵呵地笑个不止。派出所的五位民警,他们围着李光头审问,以获取美女林红的屁股秘闻。作者运用这种聚散手法,有收有放地导演了一台生动活泼的街景剧:李光头扮演着憨态可掬的滑稽主角,满街看客、相关人士对女性屁股及其窥阴者兴趣盎然、看劲十足,一个个馋相毕现、丑态百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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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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