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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


□ 史 波 林 圃 霍俊超

  “价值规律第一条”
  
  史波林圃
  
  孙冶方同志的论文集,《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在今天出版,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值得热烈祝贺的。三十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前进与后退,一次又一次宣布真理在孙冶方一边。人们读了这部以劳动价值学说为红线的论文集,不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在开始制定和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能不断地排除极左的干扰,“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那么后来就不致于碰得头破血流了。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违背了价值规律,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孙冶方早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可是,当时却被看成“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甚至被当作“主张利润挂帅”、“鼓吹自由竞争”的“修正主义”来批判。
  多年以来,我们无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财政金融上搞统支统付,在国内商业上搞统购统销,在对外贸易上搞统进统出;“吃大锅饭”,“端铁饭碗”,不讲经济核算,不计经济效果,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盛行,用不等价交换的办法去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和劳动者的必要劳动;基本建设战线拉长了不以为非,劳动生产率下降了满不在乎,上缴利润减少了心安理得;物资又积压又短缺,铺张浪费严重,行政机构日益臃肿。诸如此类的弊病,不一而足。这就告诉我们:非进价值规律这个伟大学校不可!
  王亚南对于孙冶方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贡献,曾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为“价值学校的校长”。他在这部论文集里不厌其烦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样一些首尾一贯的科学论断:
  一是,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说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他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因素。……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5页)
  二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所说的:“以集体生产为前提,时间规定当然照旧保有其本质的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家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对于其它生产,不论是物质的生产或精神的生产所获得的时间便越多。和单一的个人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乐以及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决定于时间节约。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经济。正象单个的人必须正确地分配他的时间,才能按照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他的活动上的种种要求;同样,社会也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它的时间,才能达到一种符合其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经济以及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的生产部门,仍然是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首要的济经规律。甚至可以说这是程度极高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案)》第一分册,第112页)
  三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确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63页)
  四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在制定生产计划时,上述的对有用效果和劳动化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一八四四年已经说过了(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过的——引者注)。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349页)
  五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按劳取酬,就是“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明,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部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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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79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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