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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墨磊宁的《立国之道: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


□ 安琪

安 琪

  在东西方学界,关于中国民族识别的研究已积累了相当的成果。在现有的“反思类”著作中,一系列试图拆解现今民族分类框架的著作尤为引人注目。它们大多以解构主义理论为背景,重新检视这场耗日弥久的国家工程对“民族”的认定所起到的作用。在这样一个业已被过度关注的领域里,另辟新说并非易事。斯坦福大学的墨磊宁博士( Thomas S.Mullaney)出版于2011年的专著《立国之道: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却从“分类”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民族识别。作者以云南省为个案,对民国时期的人类学遗产和现代中国治国术等论题作出了富于洞见的论述,发前人之所未见,钩沉史料而令人耳目一新。凑巧的是,作者完成此书的2010年正好是现代人口普查制度诞生的第220周年,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在本书前言中以此“巧合”为引,将《立国之道: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所涉及的中国民族识别与欧陆国家及其殖民地的人口普查进行了对比,认为它们均是建立在“分类学”基础上的国家工程。

  为了还原这场浩大工程的本来面貌,墨氏数年来辗转北京、昆明、成都、伦敦和沃彻斯特的图书馆与档案馆,多方收集史料,并得获采访数位当年民族识别工程的参与者,最终锁定云南省为个案。云南是全国民族工作中情况最为复杂的地区,也是民族识别工程最早启动的一个区域。作者在书中着力还原一个有关“操作系统”的动态历史场景,他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身份认同”的历史( history of identities),而是“身份认定”的历史(history of identification)。尤为可贵的是,他并未对这项工程做出整体性的是非论断,亦未跟随近年来风头甚健的华盛顿学派,采取一种文化批判主义的立场来对民族识别工程做出负面的评价,而是以知识考古学的细腻手法,检视与中国现代民族分类学有关的历史话语与实践,在云南这个“分类学的迷宫”(taxonomic labyrinth)里,力求实事求是地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勾画出“五十六个民族”蓝图的动态过程。

  总的来说,《立国之道: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重点论述:

  第一,民族“分类学”的再思考。作者重新思考了民族的“分类”问题,提出应该对中国现代民族学的“分族写志”传统进行反思。他认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某族简史”为名的一类著作在史料中追溯边陲人群的久远源头,似乎这些“民族”早在民族识别工程开始前的好几个世纪里,就已经是彼此独立、界限分明的人群集团。而在这类“分族写志”的著作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识别工程的成功之处仅仅在于,它拂去层层累加的历史误解,把各个民族“识别”了出来,如同从一杯溶液里萃取出了不同的化学成分。作者认为,民族识别工程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于此。就组成“五十六个民族”的每一个民族而言,民族身份并非是一个早已存在的、仅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证明和再现的“既定事实”。相反,身份始终处于动态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受制于地理、历史、移民和文化互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分类”所塑造,它从未完结,并且永不完结。作者受到“聚合理论”(convergence theory)的启发,认为分类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对客观世界做出目的性的划分之后,客观世界慢慢按照这一标准来“成形”。因此,分类在某种程度上赋予民族以形貌,并造就了民族历史和身份认同,而民族分类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践和操演,也正是“立国”与“正名”(come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的关键步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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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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