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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教材不是做时装


□ 赵 勇

  《北京高中语文课本改版部分经典名篇被删》(《青年周末》)一文问世后,引来议论声一片。大概是为了“辟谣”,《新京报》又发表了对薛川东(北京版高中语文课本编委)的专访:《“语文教材没有将鲁迅轰下神坛”》(8月18日)。文中说,金庸的《雪山飞狐》根本没有进入学生课本,只是在教师的教学用书出现了几段;鲁迅的作品也没有减少,“我们一直承担着让学生直视鲁迅的责任”。
  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细读头一篇报道和第二篇专访,“求新求变”应该是北京版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报道中说:“相对于北京市此前使用的‘人教版’语文教材,北京版的要力求出新。‘原来的老篇目一半要换掉’,主力编写人员在编写之前就基本上确定了这个目标。有时候,编写小组撤下老篇目,只是为了给新篇目让路。”“薛川东认为这次教材改动,完全可以用‘前卫’二字来描述,因为必须要有新的东西,必须和生活的时代更接近。”再看替换下来的篇目,果然言行合一。《孔雀东南飞》,那是汉朝的东东,当然已老得掉牙,而且“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的选择已很不“前卫”;《石钟山记》,那是宋人的描写,大概“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的说法已显得非常迂腐;《项脊轩志》,那是明朝的感情,“庭有枇杷树”之类的写法可能已相当落套;鲁迅的《阿Q正传》,批判的是国民的劣根性,自然不如他的《铸剑》有趣,因斑后者已被学界的金庸迷认定为武侠小说;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更是土得掉渣,居然不知沙发为何物,哪里能跟新增篇目《新鲜的网络语言》中的“沙发”们同日而语。“编委们觉得,《陈奂生进城》的年代实在是太久了,而且其内容也有些过时。‘应该让它休息一下,所以我们把它换掉了。’薛川东说。”连1980年写出的作品都觉得年代太久,我还提那些远古的东西做甚?嗐!
  大概也正是受这种新编写理念的支配,《红灯记》替换掉了《雷雨》,但是这样的换法却更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众所周知,《红灯记》在八个样板戏中排名老大,这也就意味着三突出、高大全、红光亮的手法运用得更地道。笔者记得当年的语文课本中曾选过《红灯记》里的一场戏《赴宴斗鸠山》,此课书念完,除了让我记住了几句成语和歇后语(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并没有学到其他东西。与《雷雨》相比,哪个更能开拓学生的情感空间岂不是一目了然?但报道中的薛川东却说:“京剧作为国粹,也该受到学生的关注。”而“在孔庆东看来,一些红色经典是必须要收入的”。笔者猜测,《红灯记》能够入选或许不是因为它的京剧国粹性,而是因为它的红色经典性。
  如此看来,北京版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有点问题?答曰:不但有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其实,不缟教材的人也应该明白,进入教材的课文是要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所以课文的选择尤其需要慎重。慎重的办法有多种,而文学经典原则尤其不能弃之不顾,因为那里面有一个民族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表情。什么东西可以成为经典?说白了其实就是些老而旧的东西,因为它们经过了时间长河的检验。《红灯记》问世才四十多年,如今已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这说明它只能算作当时被钦定的“样板”,而无法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可惜的是,编写组似乎淡忘了这个朴素的道理,所以他们才会盲目求新、唯新是举、标新立异。如此这般,就不但败坏了语文教材的编写原则,而且还会带来编写观念的混乱。谚云: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亲;但众所周知,编教材并不是做时装,换课文也不是换衣裳。
  写下如上文字,其实我是有一点私心杂念的。据薛川东讲:“北京40%的高中生会用这套新课本,包括东城,西城,朝阳,石景山,昌平,延庆,门头沟等9个区。”我就琢磨着,一年之后,犬子将入高中,万一他去了门头沟中学,那他就成了这套教材的实验品。成为实验品之后,他当然不知道“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古典意蕴,也不晓得“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现代格言(《记念刘和珍君》也拿掉了嘛)。他倒是能经常跟他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这就是他学到的本事?
  所以,我的结论是,这套教材有可能会让北京40%的高中生变得很没文化。
  
  2007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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