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 qkzz.net
全刊杂志网:首页 > 通俗文学 > 文章正文
刊社推荐

摆脱“影响的焦虑”


□ 周丽娜

  无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批评还是研究,都难以摆脱“影响的焦虑”。摆脱“影响的焦虑”是正确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前提。
  
  历史上,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为了统一整个希腊,首先占领了爱琴海北岸,继而挺进希腊。但他每攻陷一个城邦,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就多一份紧张,担心如此节节胜利将会使自己失去一显身手的机会。这种唯恐被前人阴影笼罩的心理,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教授称之为“影响的焦虑”。而在整个中国学术生态系统中,中国当代文学始终伴随着这种“影响的焦虑”:作为时间上的后来者,它笼罩于中国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阴影中;而作为空间上的后发展民族国家,它又不可避免地笼罩于已先期在政治经济中取得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文学发展的阴影中。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则成为分歧最大、争论最为激烈的领域,甚至这一学科的合法性也不断遭受质疑。相比较而言,与中国当代文学最为接近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却不会产生如此多的分歧和争论。可以说,无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批评还是研究都难以摆脱“影响的焦虑”。摆脱“影响的焦虑”是正确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前提。
  早在顾彬之前,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争论即已存在,诸如如何评价十七年文学,如何评价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如何评价先锋小说等等都已在学界有过争论。2007年由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说再度引发的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热烈争论有两点与此前极为不同:一是言说者的西方汉学家身份,二是现代媒体的推波助澜。一石激起千层浪,尤其是一块来自西方的“石头”。支持者视之为中国文学研究界的第二个夏志清,追随其激烈指责和贬抑中国当代文学;反对者则对其身份和理论俱产生质疑,并提出“要有一点中国学者自己的立场”。那么究竟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如何看待由此而引发的争论?
  我认为,首先应区分“当代文学”与“当下文学”,二者的区分将决定着我们采取何种批评标准,何种文学批评方式才是合理的和可行的。这一区分即蒂博代所谓的“文学的历史”和“文学的现实”的区分。“文学的历史,是指残留到现在的几本书。文学的现实,是许多书,由书组成的滚滚流淌的河流。为了有历史,必须有现实。为了有历史的回忆,历史也必须曾经是现实,即某些东西从中保存下来,伴随、围绕和掩盖这些东西的各种感觉和认识表面上看来仿佛一无所存,但它们应该确实存在过才能使某些东西留下来。”中国当代文学已走过60年的历史,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已有两倍的时间。中国当代文学中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完全可以归入“文学的历史”,而“当下文学”则特指“文学的现实”,即最近几年的文学创作情况。对于“文学的历史”,更合理更可行的研究方式应该类似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式。时至今日,对于十七年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等的研究不应再仅仅纠缠于其价值的高与低,更应以历史的眼光将其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研究其得与失。毕竟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结束时,90年代及其以前的文学也可以说是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与检验。因此,在历史的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对于最近几年的“当下文学”,则更宜采用蒂博代所谓的“每日的批评”,“每日的批评针对的是还没有进行分类的过去的文学界,其作用是感觉现时,理解现时,帮助现时自我表达,而不是立即着手进行分类,也不是根据历史的观点校正自己的位置。分类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每日的批评”的任务在于完成对当下作品的及时反应,其目的是为以后的文学研究留下现场感,留下文学创作同代人的评价。所以,讨论如何评价“当下文学”,即“文学的现实”是一个更有价值和意义的话题。
  “当下文学”是一个极为丰富复杂的存在,文学批评界在指出“当下文学”的缺陷与不足时,更重要的是挖掘和发现优秀作品,后者显然也比前者更困难。从整体上去贬抑一个时代的文学比较容易,但要从这个时代发掘优秀的作品则要困难得多,它要求批评家有足够的阅读视野,有相当的才、识、力。而从整体上肯定和推崇一个时代的文学也更为不易,它需要足够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不是举出几个作家几部作品就能够证明的。毕竟,对于同代人的作品,人们基于不同的标准立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评价。如果批评标准不能统一,对于同一部作品的评价也就无法一致,而在“影响的焦虑”下生存的中国当代文学就处于这样一个尴尬中。我们发现,用以衡量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下文学最常见的标准是“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方文学”。这两者带来的“影响的焦虑”都使中国当代文学难以肯定自身的发展。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下文学笼罩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阴影中这一问题,已有人论述,此不赘述。针对以西方文学衡量中国当代和当下文学的问题,陈晓明提出了“要有一点中国学者自己的立场”,他说:“我们今天来清理或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就要有清醒的学理的立场,也应该有中国自己立场。”而且“这是建立在我们学习西方的知识一百多年的前提下,我们个人也有相当投入的学习的前提下……”此言一出即遭到了反对者的强烈质疑和猛烈攻击,但反对者的批评主要集中于陈晓明的转向问题,并没有从学术的角度认真阐明是否需要中国自己立场的问题。如果想使讨论深入下去,应将争论重点放在文学本身,不能总纠缠于对方的人格,更不应将学术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作为论争的双方,其身份仅是文学批评者和研究者,谁有资格像上帝那样对别人的人格进行终极审判?何况,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显然并不是一个对西方文学理论一无所知盲目自信的人。那么,这样一位有着“深厚的西方理论基础”的学者转而强调“中国立场”,在今日中国意味着什么?毋庸讳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西方“影响的焦虑”,如中国当代作家严重的诺贝尔奖情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西方理论的超常借重等现象,都足以表明中国当代文学始终有着急切地要与世界文学对话,进入世界文学之林,得到西方国家承认的强烈愿望。但是这一愿望伴随中国文学的发展却让中国文学界越来越失望。我们当然可以抱怨中国本身的文学发展水平太低,但总是以西方的“他者”眼光来评价我们自身的文学发展是否也存在问题呢?乐黛云就曾对以发达国家的西方“文化话语”来诠释中国本土文化提出质疑,她说,“在跨文化对话中,最困难的就是要形成一种能相互理解和接受的话语。”而目前,第三世界所面临的,正是多年来发达世界以其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所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已广泛认同的“文化话语”。“如果我们只用这套文化话语来诠释本土文化,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文化现象就会被摒除在外”。近几年来,西方文化话语是否适用于中国本土已经逐渐开始遭受质疑,且不说中国作家逐渐淡化的诺贝尔奖情结。文学批评界也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陈晓明的转向传达的正是这样一种质疑的声音。尽管究竟具体什么是中国的立场,他还没有为我们提供更为详尽的阐述,但这一提法本身至少说明中国当代文学界开始具备足够的自信,开始相信自己的判断,开始拒绝“他者”的眼光。这更是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下文学努力摆脱“影响的焦虑”的一个良好开端。“中国的立场”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今日中国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理性态度,而这种理性态度只有在中国政治经济强大后才会出现。
分享:
 

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木兰百花园”
更多关于“摆脱“影响的焦虑””的相关文章
    分享:
     
    精彩图文
    关键字
    支持中国杂志产业发展,请购买、订阅纸质杂志,欢迎杂志社提供过刊、样刊及电子版。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刊社管理 | 网站地图 | 联系方式 | 中图分类法 | RSS 2.0订阅 | EMS快递查询
    全刊杂志赏析网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