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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作为思想和方法论


□ 张西平

汉学(中国学)作为西方学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已日益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无论从知识论上还是从方法论上,域外汉学,特别是西方汉学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传统学术重建时一个重要的参考系列。
绝大多数的汉学家无论是以方法著称还是以史料著称,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他们都以中国的知识和思想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但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法国当代的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峯is Jullien,1951—)。
当我们称他为汉学家时,会受到法国许多汉学家的反对,但他实际却坐在巴黎七大汉学系主任的位置上,他能熟练地读中文书,他所写的每一本书都在讲中国;当我们称他为法国哲学家时,同样也有不少法国的哲学家反对,认为他是汉学家,但他确实当过国际哲学学会的会长,他对希腊文的熟练程度绝不比任何一个哲学家差。
于连的学问为什么在法国引起这样的争论呢?这根本上是由他的学术取向所决定的。这位毕业于巴黎高师古希腊哲学专业的高材生对哲学有一种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哲学就是一种反叛,他说:“每一种哲学除了对自己的前者说‘不’之外,没有其他出路。”在他看来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西方哲学都是在希腊的传统中发展的,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和分歧,但都没有同希腊传统彻底的“断裂”,因而也无法有真正建设性的开创。如何真正地摆脱掉希腊传统,重新审视西方的文化传统呢?
只有从外部来重新审视它。他说,“从严格意义上讲,唯一拥有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异域’,只有中国”。中国的特点在于它无法按照欧洲的逻辑进行归类,正如帕斯卡尔所说具有“不可归类的理论丰富性”。正是中国的这种“异”,既使欧洲黑暗,又有光明可寻。
因此,于连是为了解决欧洲思想的问题,而找到了中国,他研究中国不是为了做一个汉学家,而是做一个欧洲的哲学家。中国不是他的目的地,只是他为冲破欧洲思想的藩篱所反思自己的工具,他的目的地是希腊,是欧洲。
有了这样的学术取向,他的汉学研究就完全是另类的,他不重视关于中国知识的积累,他不做实证性的研究。这和绝大多数汉学家完全不同,甚至背叛了法国汉学的优良传统。在他那里,再没有伯希和那种严密的考证,没有戴密微那种文本上的细微探究,难怪当代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一篇书评中说:“从前,把我们的西方对峙于一个模糊的东方成为时髦,这个东方无所不包,从君士坦丁堡到北海道。把这种对峙局限于中国会不会是个巨大进步呢?任何真正的汉学家,只要他意识到中国地域的广大和它留给我们的异常浩繁的文献,就会感到很难回答中国是什么这个问题。抽象而言,却不能说存在比‘欧洲思想’更多的‘中国思想’。况且,……因为这些阐述不顾时间和脱离一切背景,它们同时便失去了任何合理性。”谢和耐在这里几乎否认了于连所主张的全部的理念,对他这种脱离历史和时间的中西思想比较不屑一顾。
但于连仍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第一,人们只能从外部通过远景合理地使用中国思想概念或欧洲思想概念:从内部看,看到的是认识论的紧张关系和决裂,从外部看,看到的却是构成‘理性’基础的逻辑—相符性形式;第二,如果说中国代表一种特殊的,更加根本的特异性情况,这正是因为中国跟我们不属于同一语言群体,不同于印度(印欧语系),也不同属于同一历史或交流的群体(至少直到近一个时期),不同于阿拉伯语或希伯来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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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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