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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日本间谍》的拍摄经过


□ 黄 仁

附录二:《日本间谍》的拍摄经过
黄 仁

 

在中国电影史上,1943年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日本间谍》是一部抗日巨片,因剧情一再修改及物质缺乏,由筹拍到拍摄完成,时间长达3年。
该片原著是意大利人范斯伯著《神明的子孙在中国》一书。范斯伯是一个职业特务,曾长期居住在中国,做过张作霖的幕僚。“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时,他正住在哈尔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强迫他替日本特务机关工作,后来由于暗中帮助了抗日义勇军,日本特务机关要秘密将他处死。他冒死逃了出来,以后就写了《神明的子孙在中国》。



附录二:《日本间谍》的拍摄经过图片1

电影剧本是根据小说的基本情节编写的,由“中制”编导委员会秘书阳翰笙编剧,于1939年改编完成。“在这部影片中,编剧阳翰笙通过描述范斯伯的亲身经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揭露了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敲诈勒索、贩毒营妓、残杀掠夺,无恶不作的无耻行径;描写了我东北同胞在日寇铁蹄下痛苦生活,以及抗联和义勇军的斗争。”该片由袁丛美导演,王豪和何非光担任副导演(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影片大典》(1931—1949.9)第371页记载,该片的副导演一栏中仅有王豪一人——编者)。饰演范斯伯的是贵州籍的罗君,饰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是陶金,饰响马瓢把子老阴的是王珏,其余演员还有秦怡、吴家骧、黎莉莉、何非光等。
当时拍片环境之艰困,非现在读者所能想象。108架日军飞机侵入的防空警报刚过,又来了108架飞机;躲了防空警报却被炸了摄影棚;同时,由于物质的短缺,不但拍片的胶片进口非常困难,演员的化妆道具也几乎变成不可能。当时用所谓“重庆精神”拍片,《日本间谍》足为代表。片中不少俄国人都由中国演员饰演,但当时又没有假头发,要用羊毛线代替,不论头发、胡子,都要一根一根的粘上去。一个演员的化妆要六个小时,等化好妆演员都想睡觉,疲累不堪,必须用万金油等刺激精神拍片。只有敌机来时,才有休息机会。当时片酬很低,没有人会计较,伙食很差也不在乎,大家在乎的是如何完成工作。

1939年8月间,日机大肆轰炸重庆,“中制”厂址被炸毁,厂长郑用之被弹片擦伤,剧务主任周伯勤受伤更重,厂中人员更有死亡,但摄制工作并没有因为厂址被炸而中断,相反地,工作人员的精神却加倍振作,并促成当地政府当局重新建造新摄影场,而且决心扩大全厂组织。建厂期间,《日本间谍》摄制组曾到陕西宝鸡、甘肃天水一带拍摄外景。外景队由袁丛美率领,比内景进行得要顺利些。
吴家骧是这部戏的道具负责人,在拍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段关于道具的趣事,1978年4月9日台北《民族晚报》影剧版“逸闻往事”对此做了报道
“负责《日本间谍》道具的吴家骧,当时住在‘中制’剧务科一节火车厢里。那是拍《日本间谍》戏里张作霖所乘的专车车厢,在黄姑屯(应为皇姑屯,原文如此——编者)被日军炸了。
《日本间谍》导演袁丛美,在拍特务头子土肥原办公室一场戏时,需要一只会说英语单字的鹦鹉,当时是用‘鹤鸣通’录音机现场钢丝录音,所以非要会讲英语的鸟儿不可。这场戏一天就可以完成。可是哪里找得到这样的鹦鹉?吴家骧抓耳挠腮到处钻路子,他伪装佛教徒讲经,结识了一位老太太,她的话甜得不得了,终于发现老太太的儿子,是一位刚从国外调回来的少将武官,带回一只会说英语的鹦鹉,由于这种关系,他借到了,袁导演也挺满意。过十几天,那位少将亲自到片场找吴家骧,吓得他爬上摄影棚上的灯光板藏身。原来拆景时,布景工顺手把鹦鹉挂在景片后,没吃没喝地,竟活活地饿死了。后来还是厂长郑用之,以黄埔同学身份出面,才把这件事摆平。
又有报道说:袁丛美气魄大,处理大场面尤见功力。他对演员的要求极为严格,有一个镜头是在‘中制’剧务科通道中反复拍的,剧情是陶金走进他的特工总部,重门一道一道自动打开关闭,旁白是后来量准画面,由陶金亲自录配的,那是他的心声‘从北方的堪察加,到南方的麻六甲,大日本帝国是主宰,我要用一打以上的扒手,和五百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白俄,我要用他们去敲诈那些英国人、美国人、犹太人,把他们的财产拿过来,然后一脚把他们踢出满洲去!’陶金吃了二十几次NG,弄得浑身是汗,挨了不少骂才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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