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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见太阳


□ 傅书华

  最近因缘读了2012年《山西文学》的中短篇小说,颇有感慨:感慨之一,作为在山西地方高校任教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师,本应该对本地的文学创作给以及时的更多的关注,负有更多的责任,但近些年来,这种关注在高校现行的学术考核体制下,是越来越少了,我自己也是这样,对当下的山西文学创作,特别是知名度不高的作者的创作,颇为陌生。感慨之二,在今天这样的“无名”或日“多样化”时代,虽然说文学日益边缘化了,且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也是长篇小说成为重镇,中短篇小说则少有人问津,但即使这样,你要在纷繁众多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把握中短篇小说创作格局的形态、特征,并在此视野下,对你阅读的中短篇小说作出价值判断,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你不得不借助于你先前的对作者作品的阅读经验,或者通过创作研讨会、他人对作者作品的评论信息,来选择你的重点阅读对象。而一旦如此,你就不得不面对“话语权力”在“信息”处理中,对信息的消减、删除的危险,你就不得不感慨于在信息时代“话语权力”的“力量”。于是,你面对你将要阅读、评论的对象,就会在发言时,感到底气不足,你会时时怀疑自己,是不是遗漏下了那些真正值得提出来让大家给以重视、研讨的作品?而答案在我看来,则是一定的。于是,你不得不困扰在“惶惑”之中。感慨之三,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全民“浮躁”的时代,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文学边缘化的时代,山西居然会有一批把自己的生命认认真真地投入于文学写作中的作者队伍。于是,在铺天盖地地满足于将自己的“无能为力”宣泄于轻而易举的“牢骚”声中,你会对山西这批作家的扎实努力心生敬意。在这样的三重感慨中,我写下了自己如下的对2012年《山西文学》中短篇小说的阅读感受,以就教于同好。

  我首先读田东照的一批中短篇小说,如《葫芦》、《人与鬼》、《怪翁择婿》、《小河神》、《葫芦湾传奇》、《三夫人》、《败家子》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许多年前我僻居小城时,读过他的《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弯》、《农家》等作品,时至今日,仍然记忆犹新,且仍然认为那是非常优秀的作品。目下的这组小说,以民间传说的手法,记写“葫芦湾”传统的风土人情,于朴素的乡土真实之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世态人情,加之“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叙述文字,可读性极强而又耐人回味再三。就以《葫芦》为例,作者讲了“葫芦”这只狗的五个故事:神狗天目救主人于地震之中、狗知船翻救主人于渡河之险、狗扑祛病为主人朋友去除怪病、狗为濒死于沙漠之中的主人、商人找到葫芦泉、神秘失踪。这些都属于“人类一时解不开的死谜”。作者讲述这些,不是让读者“猎奇”,更不是“迷信”,而是传达了一种在饱经沧桑之后沉淀下来的对世界的“敬畏感”,这种“敬畏感”是我们今天这个普遍“失去底线”的社会所最为缺乏的。这种“敬畏感”,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中所缺失的,且正因为这种缺失,造成了诸多的灾难性后果。你只要想想在“人定胜天”的“人”的“自大狂”“人”的“自我迷失”中,我们曾经做过多少的蠢事,对此就会心有同感。这种“敬畏感”,在人生的阅历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在饱经沧桑之后,就会越来越多地体会到其中的深刻,因之,这样的小说,看似平淡无奇,看似没有我们在僵化的文学观念中所形成的“时代”“历史”“社会”“本质”的“深刻”,但却在时光的流逝中,常读常新,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陈为人在《山西文坛十张脸谱》中,曾记写了田东照“命在右,运在左”在命运的错位中“三朝不遇”的故事,并以此问田东照是什么原因,田东照的回答是颇富哲理的:“这问题你不应该问老田,你应该去问老天”。我于是恍惚明白了,为什么田东照会写出《葫芦》这样的小说。田东照的这组小说,值得评说之处多多,我不能再作“解语”了,否则,一路写下来,这篇文字就成了对田东照的评论了。但我劝读者及爱好写作者一定找来读读,既好读又耐读,这样的小说,只有步入老年的田东照才能写出,青年、中年时代的田东照是写不出来这样的小说的,这可以视为是田东照创作的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这样的作品,早慧的生理上的“青年”,文化心理上的“老年”的作者也是可以写出的。

  山西省作协曾经在忻州给杨遥开过作品讨论会,因了那次会,我读了他的小说集《二弟的碉堡》等作品。写的是底层人的生存状况,却时时用了西方现代派的手法,并因了这一手法的运用,深化、丰富了其小说的内蕴,这是我当时读他小说时的感受。这次读他的短篇小说《白马记》,觉得他写得更好了。作品写了一个神奇的流浪汉的形象。在一个“恶”得以横行的社会,大众怕无赖怕暴力怕丑恶,于是,无赖、暴力、丑恶成为了社会流行的“时尚”,成为了“美容”的“标志”,而善良、忍让却成为了无赖、暴力、丑恶得以横行的“温床”,这就是王二、孙三、赵七、白牡丹形象的塑造。流浪汉“以恶制恶”,把善良、怯懦的赵七“美容”成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额头上还有一道闪亮的刀疤……虎口上多了一个吐着信子的蛇头,捋起袖子,一条青色的大蛇盘在他胳膊上……鼻子歪了,耳朵少了半截,眼睛里闪着凶光”,于是,凶神恶煞一贯欺负赵七的白牡丹的丈夫、把凶神恶煞的孙三吓住的王二等恶人,纷纷下跪于赵七面前。但作者让流浪汉“以恶制恶”并非是让恶横行,而是以此为手段,让善良、美好,去掉怯懦,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得以实现,这就是白牡丹由“白”而“黑”再由“黑”而“白”的脱胎换骨的过程:“像变魔术似的……她(白牡丹)身上的黑色消失得干干净净,连脖子上的那块黑痣也没有了,白得像鲜藕,嫩得像水豆腐,皮肤婴儿一样。她的美照亮了大家,人们发现自己都变丑了。”人们为什么发现自己都变丑了?那是因为人们都没有经历过赵七、白牡丹这样的“脱胎换骨”的过程。特别值得称赞的是小说的结尾,当新的现实到来之时,当大家去寻找流浪汉时,“流浪汉像他的白马一样,无影无踪”。那就是说,虽然流浪汉在“以恶制恶”的过程中,赋予了“恶”以存在的、手段的合理性,但当善良、美好的目的达到后,亲手创造了这一新的现实的创造者,却没有了存在的合法性。这篇小说让我想到了鲁迅的“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而将“杀”“憎”置于“生”“爱”的前面的人生哲学;想到了鲁迅的让曾经“被吃”也“吃过人”的狂人,发出的“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存在”的“呐喊”,在这“呐喊”声中,也体现了埋葬了“吃人社会”却在这一埋葬完成时,在新的“不吃人社会”中没有了自己存在合法性、自己存在位置的“狂人”的牺牲、奉献精神;想到了我们在革命的过程中,曾经怎样因为认识不到这一点,因而将革命过程的“手段”在“目的”实现后,仍然却让“手段”合法化,从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想到了因为这一灾难性后果,从而在“目的”实现后,对“手段”合法性给以否认的幼稚。杨遥的这篇小说,结构紧凑,语言干净,象征手法与作品意蕴的深刻、丰富水乳交融,很有些“经典”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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