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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痛与美丽


□ 周宗奇

   2月18号下午5时许,我正在由北京返回太原的高铁上,忽然接到机关办公室副主任吴孝仁先生的电话,说,段杏绵老师刚刚过世。我有点不相信,年根时我在巷子里遇到她,还说你今年身体真不错呀。她也笑着点头,很认同的意思。她的笑是一绝,虽则已然笑到了85岁,还是那么温绵高雅,一如她那美丽的名字和外表;作为著名作家马烽先生的夫人,这种笑又别具不借其光的民间谦和之美。而她的为人又一如她的笑。马烽先生过世之后这几年,家里总不免有些事得她出面,凡要我帮忙时,电话里一开口就是:我上去吧。我是晚辈,又住四楼,哪能让老人家爬高?可她真不是客气,你不挡驾准上来。一辈子就是这么个实在人……现在她突然消失了,让人一下缓不过劲儿来。

  我是个信命的人。又一想,段老师与马烽先生恩爱了一辈子,一定是再也不想忍受夫妇分别之苦,就急着会面去了。这么一想,心里还好受些。生死相随,不就是人类感情中一种至高至美的境界吗?

  他们的爱情故事既有时代特色,又有性格烙印,说起来很有点意思。我在为马烽先生写的《栎树年轮》里,有过专章记述。现在选出相关部分,以为纪念。需要说明的是,我那部拙著的结构,由两大板块组成,一是马烽先生的“口述实录”,一是我的“诠释”。其中这一章节也是如此展开。

  马烽先生的“口述实录”:

  进城以来,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工作的压力也不像在山上编报纸时那样大了。文协机关名人多,年纪较大的也比较多,有好多人都是拖家带口,小孩子都有好几个了。创作组虽然人不多,可是比我年纪大的,比我年纪小的都结了婚,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住着一间房子。这时候,无论领导或同志们都催促我赶快找对象结婚。在山上的时候,一方面工作忙,女同志又少;一另一方面也并不显得我最大,和我在一起工作年龄差不多的也有好几个没有结婚,所以我也不太着急。现在情况不同了,我的年龄已不算小,我又是我母亲的独生子,她早就催促我结婚,看来婚姻大事已摆到议事日程上,我也有点着急了。在北京的亲戚,我的姐姐、叔叔和堂妹都很关心我的婚事,他们也给我介绍过几个对象,但都不合适,不是家庭出身复杂,就是本人不爱好文艺,没有共同语言,有的又年龄太小,总之基本条件都不具备。于是我的婚姻问题竟然成了我们创作组的老大难。大家为我着急,一些认识我的同志见面总是问:“找到对象没有?”他们背着我也在商量办法。我的老母亲也一封一封信写来催问,后来干脆不是催我找对象而是要我带着对象回家结婚。这个时候我也真正为这事苦恼起来,怎么就遇不上个合适的对象呢?

  后来,我们创作组来了个胡丹沸,他从河北省调来,原来是冀中火线剧社的编剧,他执笔写的话剧《把眼光放远点》也编人了中国文艺丛书,他是个非常热情的人,我们岁数差不多,也能聊到一起。有天他从外边回来,兴冲冲地对我说他给我物色下个对象,是河北省话剧团的团员,二十来岁,据说人品很好,人样子长得也不错。再问别的他就答不上来了,连姓甚名谁也忘了。因为他对女方也不熟悉,他是听郭维两口说的。郭维是谁?我并不认识。胡丹沸告我说他是河北话剧团的团长,也是导演,最近调来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从事电影工作(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电影导演),他去看他,闲谈中就给我打听到这么个对象。我对胡丹沸的关怀很感激,不过这是八字还没一撇的事,听完就完了。谁知过了几天,郭维和他爱人闫争来了,还带来他们团的一张集体照片。前排蹲着一些女同志,中排坐着的是团里的领导干部,后边站着的是普通演员。胡丹沸开玩笑要我在这些女同志中选一位看得上眼的。她们穿的是解放区的灰布军装,戴着帽子,又都是蹲着的,我看了半天,除闫争之外,觉得其中有一位大大方方比较顺眼。郭维笑着说:“这可巧了。我介绍的就是她!”

  我和郭维夫妇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因都是老解放区来的,又有胡丹沸的介绍,因而很快就熟悉了。郭维告我说,这个女同志叫段杏绵,家在农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所以她也很单纯。今年二十二岁,是新人党的党员。她演戏不行,可对文学有兴趣,曾和别的同志合写过剧本。闫争说她人很正派,不爱多说话,也不喜交游。郭维说:“坦率地讲,我们对你也做了一番了解。我们要对这个女同志负责!我们觉得你这个人老实,还靠得住,你俩正好是一对,因而乐意做这个红娘!”

  听了他们的介绍,我觉得基本条件都合适。可她在保定,我在北京,连面都没有见过,下一步该怎么进行?谁知这事郭维已经考虑好了。他说闫争和她是要好的朋友,写封信约她来北京玩玩,不就能见面谈谈了。

  过了不久,有天郭维打电话要我即刻去他家。电话是别人转告我的,没有说干什么,但我猜想一定是介绍对象的事,一定是段杏绵来了。郭维家住在护国寺电影局的宿舍院。当我匆匆赶去的时候,果然不出所料。段杏绵虽然把头发改梳成了两条小辫,但面貌却深印在我脑子里。看起来比照片上瘦一些,个子却不算低。当闫争把我介绍给她的时候,我发现她脸忽然红了。显然闫争已经和她讲了请她来北京的目的。郭维不在家,闫争说她要收拾家务,要我们到公园转转。我们两个人起身出来,我领她乘有轨电车到地安门下车,买票从后门进入了北海公园,来到五龙亭茶社。这时北海的水已抽干,正在挖多年沉淀的淤泥杂物。公园里冷冷清清,几乎没有游人。来到这么个地方,我有点不好意思,好在我们也不是来游园的,我们选了一个茶亭坐下,要了一壶花茶和四碟干果。我对谈情说爱真是束手无策,可是我是男同志,人家不开口,我总得说话吧。我只好说了我的家庭情况和出身经历,以及个人的缺点和不足。也就是我的基本情况吧。我说完了,她还不开口,我不知如何是好,赶快把吃的东西向她那推推说:“你吃,你吃。”她拿了几颗瓜子慢慢嗑着,还是不说话,也不看我一眼。我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态度,心里忐忑不安,也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两个人呆坐了一会儿,没想到她也如法炮制,和我一样说了她家和她的基本情况:她父亲是个识字的农民,母亲是个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家里有一处小院子,有十几亩地。一个姐姐早已出嫁了。哥哥是村里的青年干部和基干民兵,“五一”大扫荡那年牺牲了,半年后嫂嫂有了个女儿。嫂嫂还年轻,后来就改嫁了。如今她爹娘都已年过六十,老两口一心在养育着小孙女儿。谈起这些事来,她眼圈都红了,我也忍不住叹息。接着她也谈了自己参加革命后的理想,也谈到了自己的缺点与不足。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在这环境优美的北海公园里,我们不是在谈恋爱,而像在整风会上交待问题。不过事后证明我们当时谈的都是真情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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