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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时代的“正义方舟”问题


□ 包利民 曹瑞涛

  [摘要]由于一系列原因,世界的“多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真问题。多元时代的出现与现代性的发展及其问题相关联。现代性的发展击碎了人们对启蒙理性的普世同一性的信仰,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则使多元化在当代社会中因受到挤压而剧烈反弹。多元时代的困境可以概括为“多”和“一”的取舍两难问题。多元化的冲击,会不会导向“有多而无一”的分崩离析?对此,罗尔斯在他后期“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中重新调整了正义问题的重心,及时把握住了新问题的一些方面,并且提出了“价值体系多元、政治正义一元”的解决办法。但是,这一政治自由主义的方案受到了许多质疑,是否成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反思。
  [关键词]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 多元化 正义 现代性
  [作者简介]包利民(1958-),男,浙江省东阳县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希腊哲学和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
  曹瑞涛(1973-),男,山西省太原市人,杭州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政治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2-0068-06
  
  一
  
  罗尔斯是一个能够感受到时代的重大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的政治哲学家。《正义论》无疑是为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福利政策寻找一种不止是权宜之策的理论基础。应当说,它切中了那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取得了相当的成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美国国内出现多元化问题时,1993年,罗尔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专著《政治自由主义》又及时地出版了。罗尔斯在多元化问题上开出的药方是否同样对症下药,是否有效?我们只有从对美国社会的多元化状况的发展研究入手,才能作出恰当分析。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自认为美国已进人多元化时代。那时,一种特殊的世界形势把美国卷入了这一状态。当时的美国看上去也很愿意进人其中。比如,1941年6月19目的《底特律自由新闻报》曾发表过一幅阿瑟·波伊尼所作的漫画,画中自由女神伸开她宽大的臂膀,把世界上所有受法西斯迫害的孩子们拢在自己的怀中,口里说着“我的孩子们”!这些孩子身上都写着他们的国籍,有波兰的、法国的、斯堪的纳维亚的,还有德国的、意大利的……每一个孩子都露出幸福的微笑。远处还源源不断跑来更多的孩子。尽管这时跑来的还都是些白种人的族裔,但美国已经俨然以一个多元社会自居;而且,为了显示出与她的法西斯敌人之间的不同,美国人似乎决心做到使人们一视同仁地享有美国式的自由:既然种族主义是法西斯敌人所信奉的哲学,那么美国的价值观的基础自然就是对多元化的容忍和对全体平等的追求。
  然而事实上,二战的特殊环境使美国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国家。即使到了战后,铁幕两边高度紧张的军备与经济竞赛,也使加入到美国社会中的各族人民没有多少精力注意他们身上承载的多元性。二战时期的特殊历史境遇只是为美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元社会埋下了种子,冷战的气候却并不适宜它们生长。多元化在当时只是表面现象,或者说,至多是美国为了打击前苏联的一个华而不实的招牌。
  多元化成为一个问题,是在两极世界解构后才全面出现的。就世界范围来看,人们并没有看到福山所预想的情况,即冷战以西方文明的完胜而告终,西方模式从此号令天下,成为一种唯一的社会模式。相反,各种“不同的声音”日渐响亮,亨廷顿所担忧的多元文明对抗的理论,似乎更符合越来越不安定的世界形势。
  就美国国内来说,冷战时期国内的主要政策在于福利国家的建设。对于多元化问题,似乎只要马歇尔的多元化理论就足够应付。这种理论希望通过给予一系列的共同社会权利,来使不同民族的人民整合出一个共同的民族文化。在马歇尔看来,不论进入美国社会的人属于何种民族、来自哪个国家,只要给他/她一张绿卡,并且保证他/她和本地白人拥有平等的各种权利,那么他们就会欢天喜地地加入美国社会,成为其文化中的一分子。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的情况与这种预想大相径庭。很多群体希望保持多样化:“共同的公民资格权与民族整合之间的联系正受到攻击。越发清楚的是,许多群体——如黑人、妇女、土著人、种族少数群体、宗教少数群体、男女同性恋者——即使他们享有共同的公民资格权,仍然有被边缘化的屈辱感。”一些群体开始拒绝被整合,而另一些群体虽然接受整合,但要求被区别对待。
  在这些群体看来,冷战时代的国家体系统一目标的约束失去后,如果“元”这个字有根本、首要的意义,或者说构成一个整体的中心和起始的意义,那么马歇尔模式“作为权利的公民资格”的实质,只是在不同民族、群体所组成的公民中促成了一种共同身份,可这并不是真正的“多元化”。这种一元模式下的多样性生活方式,本质上仍属于传统西方理性中心主义的一元模式。人们渐渐意识到了彼此之间的差异,并且看到了这种差异决非表面。此时,马歇尔的同化型多元模式论也就走到了尽头,而这也标志着美国真正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多元化成了美国国内政治的真正问题。亨廷顿虽然讲国际上的文明冲突,实际上害怕的却是国内的多元化,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不是靠血缘等自然基础,而是靠一组政治信条获得国家认同的。现在各种移民群体挑战这一信条的合法性并固守自己原来的传统信仰,这将最终使美国失去它过去所拥有的统一认同,从而失去它的首要国家利益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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