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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


□ 王明前

  摘要:太平天国激进的文化政策,极大疏远了他们与恪守儒教精神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关系。但在太平天国政治史上,其实隐存着一条儒家化倾向的政治轨迹。这一“儒家化”政治轨迹,起始于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成熟于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而只有到钟良相的“濮院仁政”,才真正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仁政”。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不仅是一条世俗化道路,也是一条理性的、良性的政治发展道路。
  关键词:太平天国;儒家化;杨秀清;李秀成;钟良相
  
  太平天国以宗教发起,并以拜上帝信仰作为基本意识形态基础。太平天国起义者对包括儒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横加挞伐,特别是对对立面清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儒教,更是加以猛烈冲击。太平天国激进的文化政策极大疏远了他们与恪守儒教精神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关系。但在太平天国政治史上,其实存在着一条儒家化政治的轨迹。由于这条线索被淹没在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环境中,加之后世对太平天国激进的反孔排儒思潮倍加推崇,所以这一儒家化倾向的政治轨迹仅仅依稀隐显出它的印迹。其实,真正能够符合与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恰恰是这一儒家化倾向的政治实践。
  儒家学说自诞生于春秋时期起,在不断与各种政治学说特别是法家学说的斗争和融合过程中,逐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儒家政治思想就已经具有了“礼”治和“法”治兼备的特征,为后世统治者儒家化的政治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中国政治儒家化方向的确立受益于西汉初期统治集团对先秦诸子政治思想的重新整合。在秦朝法家政治实践失败的废墟上兴起的西汉王朝,为他们的政治思想特别是法律思想,有意识地融入了儒家的中庸色彩。西汉统治集团对儒学的倡导使儒家化最终成为西汉政治实践的主流。从此儒家化政治方向的强势地位不可逆转,即便是历史上对儒家学说最表示怀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法制原则也仍然不背离儒家化轨道。政治法律思想如此,地方行政实践亦然。儒家的“无讼”思想在西汉地方行政中得到确立后,便一直深刻影响着后世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因此,如果太平天国起义者提不出可替代的更优越的政治思想,那他们以单纯反孔排儒为外在表现的对儒家化政治方向的背离,便属于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政治逆流。于是,重新认识太平天国政治实践过程中儒家化的政治轨迹,无疑具有学术上的迫切性。笔者发现,这一“儒家化”政治轨迹,起始于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成熟于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而到钟良相的“濮院仁政”才真正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仁政”。
  
  一、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
  
  1856年天京事变前,由于东王杨秀清行僭主政治,临朝而不理政、失去天国政务决策权力的天王洪秀全,便把主要精力专注于宗教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工作。他领导的删书衙对当时主流文化思潮儒家学说大加挞伐,对其他宗教甚至民间宗教也严厉打击。这种过激行为极大破坏了天国统治区民众的信仰体系,对社会稳定以及民众对太平天国的心理认同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而主持朝政的东王杨秀清出于现实军事政治斗争需要,对洪秀全文化政策的过激倾向做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他曾借东王府簿书傅善祥口阐述到:“夫英雄之人,是蒙我天父将一点真灵,授之其身。故主而循齐,长而效敏,入则尽孝尽悌,出则真忠报国,至性不移,顶起纲常,维持风化。盖其生也有自来,其升也有所往。魂归天堂,名留人间。虽千古万年不能泯灭。故我天父鸿恩,命将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又有圣旨,凡系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达,总要留下也。”又通过问答形式以天父圣旨名义说:“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道理者甚多,宣扬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平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友,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牍,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影?今又差尔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纲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万古,留为后人效法。”
  在这篇充斥着宗教语言的政纲里,杨秀清出于现实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即“正是英雄效命之秋”,试图重新树立“英雄”的标准,对洪秀全的激进文化政策做出“儒家化”倾向的纠正。这也正是“文革”肘期史学界在以“儒法斗争”为主线描述中国历史时,把没有文化的杨秀清定性为儒家,而把具有一定儒学教育经历的洪秀全定性为法家的原因。因为较之洪秀全,杨秀清的确是以儒教的话语阐述着自己的施政理念,尽管这还仅仅是一种具有儒家化倾向的政治思路。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一直以崇拜上帝教的资历作为衡量“英雄”的标准。这些客家籍拜上帝会成员在团营时期被天父天兄“超升”灵魂的经历,是他们日后要求“小天堂”物质享受与政治待遇的前提。杨秀清作为这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者当然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在定都天京后,他通过贵族化的官制确认了这些早期起义者的政治特权与地位。但这种以一个区域性社会集团的特权地位强加于广大占领区民众之上的做法,并无助于太平天国与清朝的战争。杨秀清重新确立英雄标准的意义或许正在于,作为一位理性务实的政治家,他认识到仅靠为数不多且日益减少的以广西客家人为主体的早期拜上帝会众集团是不足以夺取王朝战争胜利的,因此他必须尽可能地吸收能忠于天国、忠于他本人的人才进入统治集团,特别是尽可能争取原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的支持。杨秀清所说“天父所遣降忠良俊友,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的人,正是包括历代知识阶层在内的治国平天下所需的人才。他们“人则尽孝悌,出则真忠报国”,完全是儒家孔孟之道所要求的君子行为。从历史发展角度考察,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符合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规律。在重视人文关怀的中国古代社会,神权政治可以动员与发动群众,但决不可能用于统治乃至改造中国农业社会。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以宗教名义发动的运动最终必将回到世俗化、儒家化的轨道上来。朱元璋正是及时把元末红巾军起义的宗教抛弃,强调政治精神的儒家化,并张扬民族主义旗帜,才得以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废墟上开创大明王朝。任何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政治上的成功,他们也必须牺牲全部或部分自己的原始宗教,而大张孔孟之道,至少也要融合中原文化的精髓于自己的民族精神中。总之,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化是不可能被任何神权政治取代的。太平天国领导层必须面对这个现实问题。实际上从1852年太平天国政权以东王、西王名义发布《奉天讨胡檄》开始,他们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考虑。在武昌期间杨秀清曾亲自谒孔,“惟圣宫牌位不敢毁伤,伪东王具衣冠谒圣,行三跪九叩礼。又将武昌府学,用红缎金书‘天朝圣宫’四大字作匾额”。于是,在定都天京后,杨秀清作为主持全局的最终仲裁者,他认识到通过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以争取与补充军政人才便顺理成章。所以杨秀清勇敢地对洪秀全“防妖太甚,毁尽古书”的偏执行为做出纠正。他以“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道理者甚多,宣扬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的名义,建议以“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的标准保 护古今文化典籍,最大限度地克服洪秀全激进文化政策对社会心理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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