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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面对的问题


□ 郑 敏

  “五四”运动后,白话新诗成为汉浯诗歌的主流,作为汉语文学的新生事物,它虽然受到青年及教育界诗歌爱好者的普遍关注,但由于它本身的艺术要求特别高,在脱下华贵典雅的古典汉语诗的华服后,很难立即找到适合自己的白话服饰,所以比起小说、散文、戏剧,白话诗的艺术转换一直是一个艰难的问题。本文一方面简单回顾新诗在近一个世纪以来所走的道路,一方面希望诗人要从表达艺术角度,对每首诗进行量体裁衣,创造性地进行声韵、行列、段落、音步等方面的设计。诗歌在表达方面,艺术转换的要求极高,绝对不能“我手写我口”,诗歌在写“实”之后面有极大的“虚”的空间。
  
  在切入本文的核心论点之前,笔者想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新诗走过的千山万水。首先是在20世纪初,中国白话诗脱下诗歌语言典雅华美之古代汉语文言盛装,换上20世纪平民百姓的口语便装,这在习惯于吟诵诗歌的雅士们的心态上,实在是扫兴的事。30年代白话诗人力排保守的诗歌读者对诗歌语言变革的冷淡,终于为白话新诗打开局面,而且在实践中逐渐找到白话新诗的诗歌语言。其次,在20世纪40年代,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彻底走出20世纪初弥漫在人们心里的19世纪遗留下的浪漫情调;人们开始愈来愈适应20世纪带给人们的强烈历史转变感,走出了深陷私人生活琐事、退化为小我情愁的世纪末情结。应当说,这是新文学运动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可能达到的维新之处。人是历史的产物,20世纪前半叶,中国与世界都面临人类历史深化民主人权热潮的冲击,中国人民在走出封建宅院后,也身不由己地一边补课,一边紧赶地追上现代化重科学民主的思潮。这场补课和追赶可以说始自20世纪初,中间经历了30年代的白话文新文学发育阶段,40年代学习以艾略特的《荒原》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50、60年代燃烧着对俄苏文学的狂热,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才结束了一场带有童话求索色彩的群众文化运动,回到冷静、理智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严肃轨道上来,试探迈出我们民族国家文学现代化的脚步。“二战”后这场人文学科的现代化和后现代主义浪潮与“五四”的新文学运动以及上世纪初的学习美英文化、1949年后学习苏联人文学科思想的走向相比,都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是今天的中国,在经历了多种历史运动的洗礼后,更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从19世纪末发现中华以外洋务文化的势力,到20世纪初叶,我们在人文文化方面心态比较复杂。一方面深恋自己的高雅成熟的汉语古典文化,一方面又想赶上正在占领世界的欧美文化。因此在上层社会出现了亦步亦趋地模仿着洋人的生活文化习俗的阶层,但在潜意识中和思想体系上,这一阶层仍自认为在人文素养上高洋人一筹。在执政圈及商业文教界不乏西服革履的“上等”人,实则这些人并不真正知道“民主的多元思维”为何物。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时代,乘着洋汽车,内心仍为类封建伦常所桎梏的上层人士并不罕见。从民国建立直至“二战”开始,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与人文文化一直处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情绪的杂陈状态。1949年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经过一次彻底评价,重新排列上架,在民族思想历史博物馆展出,那是一个思想意识大调整的重要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博物馆在政治革命后,都必然在新的政治历史准则下,经历主流意识重新整合的命运。因为历史老人时时在调整他的生存状态,思想是人类行动的脚印,岂有停滞不前之理?虽然“变”并不等同直线前进,也并非完全抹去旧的陈列秩序,而是按照对历史文本新的解读,对民族思想给以新秩序。在任何一座人文博物馆,人们都会发现历史的脚步是如何艰难前进,弯路是少不了的。前面已经提到中国新诗发展到今天,已是屡经磨难,至今也还没有达到古典汉语诗词拥有自己的艺术规律和世界所公认的高度。下面我想就自己在阅读中外新诗的感受和自己新诗创作方面的经验,谈谈中国新诗目前面对的问题。
  
  一、诗魂何处投胎?
  
  笔者认为首先摆在新诗创作面前的问题是:在“五四”运动彻底否定古代汉语创作,借用晚清诗界革命派黄遵宪“我手写我口”这种极端的文学观后,新诗在文字语言上必须彻底放弃两千多年形成的古典散文与诗词的“文学语言”,这使新诗突然陷入了失语状态。诗歌失去自己的语言,如同灵魂失去肉体,所以“五四”以来新诗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就是:诗魂何处投胎?诗魂所需要的肉体,必须是最精美、最多内涵、最能唤醒想象力和联想的肉体,这肉体就是“诗歌语言和结构”。一直到今天,这也是敏感的新诗作者、读者、评论者讳言的共同心病。严肃的书法家因此不愿写新诗条幅,一位知名书法家告诉我,他之所以不写白话新诗的条幅,是因为新诗语言太多“的、了、吗”之类的没有多少汉字艺术的字词。我听了这位书法家对汉字艺术真诚的感受,一方面在汉字艺术的审美方面得到不少的启发,一方面又心中暗暗叫苦,因为新诗是当代中国文学百花园中极重要的一枝,但它的读众之数量与满意度,却远远比不上小说、杂文等其他当代文学品种。其中主要的问题,出在新诗的语言深受“我手写我口”创作观的影响,以致新诗的词藻缺乏汉语文学语言所特有的“形象美”与深厚的“境界”内涵。这不禁令我仔细回顾自上世纪初汉字所经历的种种贬抑和辱骂,其中最强烈、过激的口号莫过于“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而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方块字难读、难记、难写。这“三难”从此使汉字成为革命对象。轻则简化,重则意图去其方块,使它改为西方拉丁文的拼音后代——拼音化汉语。这种“语改”的主张,从今天的当代语言理论解构主义来看,其本质纯属“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形而上思维方法。试问如果方块汉字果真如此难学难记,何以古代乡间儿童,不分贫富都有可能在私塾内学会古代汉语,进而考中举人甚至进士?难道今天的儿童智商比古时差,无法掌握自己的母语?却必须走用二十六个拉丁字母拼音化的西式汉语的道路?虽说这派“语改”的专家学者,其初衷也是好的,但必须指出他们的头脑实在早已为“西方文化至上的中心主义”所俘虏。殊不知他们的汉字拼音化方案,一旦付诸实施,其后果必然是使中华民族改变文化基因,逐步走上灭文灭种的道路!此话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当代语言学已认识到语言的根是在无意识中,因此消灭一个民族的记忆,最好的手法就是灭其母语文字。这是每个入侵者都心知肚明的。若果真改汉语为拼音化语言,今后中华民族的后代又有谁能阅读浩如烟海的中华汉语的文史哲书籍呢?因此以拼音化汉字代替方块汉字,实际上无异于用改变文字基因的手法,进行汉字文化自杀!其后果是造成人类文化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所幸这个拼音化汉字“语改”计划未能得逞,实是中华民族一大幸事!虽说言者无罪,但其中利害实应作为全民语言的重要问题进入有关中小学教育的讨论,使民众都知道捍卫汉语言文化之重要,不亚于守土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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