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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之辩


□ 邹建林

文章编号:0257-5876(2005)09-0117-07
内容提要 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中,以新年画为代表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实际上体现了知识分子和“大众”在审美趣味上的争执。借助于一个统一的图像生产体系,民间审美观念成功地改变了美术作品的风格和特征,但同时也显露出民间审美机制与“现实主义”创作模式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关键词 新年画 民间 审美趣味 图像生产体系



“大众化”是“毛泽东时代美术”的一个重要特点。高名潞曾经说:“与斯大林一样,毛泽东的《讲话》的核心也是强调大众艺术,强调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但是毛泽东的《讲话》中的大众艺术(或者群众艺术)与苏联的‘大众艺术’相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那就是更激烈地打击了艺术的‘本体’观念,使其更彻底地大众化和社会政治化,艺术不是‘化大众’,而是‘大众化’。而艺术‘大众化’的根本是艺术家的立场、思想乃至身份的大众化。这是个脱胎换骨的‘化’,是思想感情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
早在1930年左右,中国新文艺界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就开始了,“化大众”与“大众化”的区别也逐渐显露出来。刘忠认为,如果跟此前关于白话文的论争相比,大众化论争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将对工农兵大众的同情心转化为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心理”。在知识分子心目中,“大众”是“辉煌、崇高、英雄的代名词,是拯救民族危机、抵御外来侵略的希望所在,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这表明“知识分子以前那种以社会中坚、民族精英自居的主体意识日趋衰微,甚至走向其反面”。可见“大众化”这个概念本身就隐含着对“五四”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立场的一种反动。“化大众”意味着高高在上地引导、教育大众,而“大众化”则是指知识分子投身到大众之中,运用大众熟悉的语言形式,表现大众真实的思想感情。
然而,不管其具体内容或态度的差异究竟是什么,从话语方式来看,两者之间其实没有根本的区别。无论是“化大众”还是“大众化”,积极主动的一方都是知识分子,“大众”俞启慧《鲁迅与瞿秋白》版画1962年始终是被动的。这一点在《讲话》中也体现得很清楚:“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定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这里的“你”指的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他们是行动的主体。
这意味着,“大众化”这个口号依然隐含着一种知识精英的眼光和立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二元对立也没有完全消除。“大众”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由知识分子建构出来的一个身份模糊的客体,缺乏自主意识和行动能力。他们虽然能够赋予革命文艺以价值,但毕竟只能被动地等待着文艺工作者去了解,去学习,去服务。一句话,知识分子依然掌握着主动权。但是,“大众”是不是真的那么蒙昧无知,完全被动地等待着精英们去“化”呢?如果我们从他们的角度来考察“大众化”的过程,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要知道,实际生活中的“大众”,都是活生生的、有意识和情感的人。
与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论争差不多同时,大众化的文艺创作实践也开始出现。就美术而言,延安木刻是比较明显的例子。为了适应群众的审美习惯,延安木刻家们逐渐放弃了欧化的作风(如阴影,农民称之为“阴阳脸”),转而参照民间年画的手法,主要采用阳刻的线条。这一现象,从艺术家的角度,固然可以看作是主动改造自己,满足群众的审美需要;但是,如果从“大众”的角度看,却是他们的审美趣味成功地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这里的主动/被动事实上不容易区分:艺术家究竟是“主动”吸收民间的审美因素,还是“被动”地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
知识界对这种现象的反应基本上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着眼的。例如,虽然古元承认在创作中虚心听取了许多群众意见,但是当徐悲鸿赞扬他时,却是把他当作一个“天才”艺术家来看待的,似乎民间的审美趣味跟他的艺术没有什么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古元的作品既能被广大的下层群众所接受,同时也能得到知识界的肯定和推崇,换句话说,这样的作品既不完全是精英的,也不完全是大众的,而是处于一种居间的状态。
如果用大众文化的概念来理解,那么,古元艺术的这种居间状态,正是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大众”一词含义的不确定性。他说:“对大众文化的定义来说,最关键的是与统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用持续性的张力(关系、影响和对抗)来界定‘大众文化’。”因此,“重要的不是内在的或由历史决定的文化对象,而是文化关系的游戏状态——过于简单但直率地说,重要的是文化内和文化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文化产品上主要表现为趣味之争。
霍尔实际上是在反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机械划分。在他看来,文化形式的意义和它在整个文化领域中的位置是经常变动的。“今年偏激的符号或短语会被中和为明年的时尚;而到后年,又成了深沉的文化怀旧的对象”。古元的例子也告诉我们,民间美术中的某些因素,一旦进入精英艺术的领域,也能够获得合法的身份,变成精英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文化上的“斗争”,虽然可以说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传统民间年画和现代木刻)之间,但同时也是通过同一件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正如巴赫金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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