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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接受: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家族观念


□ 杨剑龙

  摘要: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基督教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大致经历了这样的嬗变历程,先是竭力以儒家文化抵御基督教文化,接着是用儒家文化附会基督教文化,再是以基督教文化批判儒家文化。在这种嬗变的历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儒家文化规范下的家族观念不断地受到冲击、产生变化。在这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传教士们思想的启迪,从而不断挣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努力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
  关键词: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观念
  
  异域文化的进入,常会与本民族传统文化形成冲突和碰撞。与佛教文化的进入相比较,基督教文化的传入中国颇为坎坷,在盛唐、元朝、明清的每次传教高潮后,就每每屡遭厄运和挫折。明清之后,传教士们努力在了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传教,并以儒家的经典阐释基督教,不断扩大其在士大夫中间的影响。基督教文化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的冲撞与磨合中,对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思想状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家族观念方面,其影响尤为突出。
  林治平先生在谈到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时指出:“事实上我国的追求近代化,基督教的教士们在思想的启迪上实扮演着重要的脚色,他们所努力指出的是希望中国在制度上、思想上的近代化,而这一方向正是当时中国所最切要的……”传教士们在传教过程中,将西方文化、科学等近代文明传播到中国,在其传布过程中,西方近代的民主自由等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华夏,不断冲击着中国人的某些传统观念,尤其是儒家文化规范下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家族观念,使他们不断挣脱传统文化的束缚,从而努力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
  
  一
  
  “文化比较方法是文化研究中被广泛运用的方法之一,这种在古典人类学基础上产生的方法,在19世纪成为支配着学术界的一种观念与倾向,构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比较学派’。”在此,我们用这一方法来比较儒家学说与基督教思想在家族观念方面的异同。孔子的学说被中国历代帝王尊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其注重被统治者在内圣外王的伦理体系中的服从性,以中庸、中和等方式达到对社会矛盾的调和。有学者指出:“儒学传统作为对二千多年中国社会产生巨大而深重影响的文化遗产,自然具有政治性,但它贯穿和渗透于传统的哲学宗教、道德礼仪、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等领域,评价儒学在这些领域的价值,显然不能只有政治性这个维度。”从整体上看,儒学传统的影响更多的在于伦理规范道德礼仪方面。
  儒家思想有着仁者爱人的原始人道主义色彩,但是其强调的“爱人”必须在礼的规范下,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要求在关注人的自省自律中追求人在道德伦理体系中的责任,在君臣父子的严格规范中以尽忠孝的伦理责任。从总体上说,儒家文化强调仁义伦理体系中的“移孝作忠”,其将礼作为规范人们处世的准则,在礼的规范中达到仁义。孔子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人之义。”(《礼记,礼运篇》)在被称为“人之义”的仁义体系中,构成了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的伦理秩序,而在“孝”的规范中更突出了“忠”,甚至强调“移孝作忠”。在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中,各阶层却是泾渭分明各守其职的:“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在这样的差序格局中,士大夫们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只有建筑在对君王的尽忠上了,国家与君王往往划上了等号,“移孝作忠”也就十分自然,忠君便成为最大的孝了。
  儒家文化强调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宗法社会严密的等级结构中的修身。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系统中,从个人走向家庭、走向社会,从独善其身走向兼济天下,修身是其基点与核心。孔子在《中庸·第二十章》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孝是皆以修身为本。”“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在《尧日第二十三》中,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要求在知命、知礼、知言中追求修身的境界。孔子教导人们:“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第四·十七》)在伦理系统中要做到“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穷不失义,独善其身,修身是为了达到仁义。而孟子则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而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克己复礼,只有通过谨慎的内省、艰苦的克己,才能达到修身。在孟子的时代,杨朱曾提倡“为我”,甚至主张“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墨翟鼓吹“兼爱”,甚至主张“爱人之父如己之父”。孟子大为愤懑,骂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在儒家文化的伦理体系中,个人在君臣父子的伦理差序中被置于最无足轻重的地位,而“孝”与“忠”的责任则被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修身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某个角度说,也就是个人与“家”、与家族的关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格局是个人通过家族而与社会、国家发生关系,从独善其身转向兼济天下。在这样的伦理体系中,个人常常被忽略、消弭,家族被突出、强调,国家的地位虽然也得到注重,但依然被放置在与个人密切相关的家庭和家族之后,这与庄子提倡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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