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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学中发现永久和平之道


□ 盛 洪

  二○○二年的春节前夕,我在陈洁的安排下飞往深圳,与蒋庆先生谈了两天。这次对话实际上是以我发问,蒋先生回答为主要形式。目的是要寻求我长期思考、却还 “无解”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难题都是当今世界面对的重大问题,用来“刁难”蒋庆,意在激发他的思路,“挤”出对我也对世人有启发的洞见;也是要看一看,强调儒家公羊学传统的蒋先生有什么救治“高招”。尽管我对中华文化充满敬意,但还没有把握儒学的基本“书法”,所以蒋庆先生的看法经常出我意料,又令我兴奋不已。
  当我问到,“中国为了天下主义的理想,能否扩军备战”时,蒋庆先生截然地回答说“不能”。因为“善的目的不能用恶的手段来实现”。如果只能用恶的手段,那就宁肯不做。概括起来就是“以善致善”。初听到这个回答时,我大吃一惊。之所以吃惊,一是因为我自以为“刁钻”的问题被他轻易化解,一是因为这个答案我从未想过。在国际政治中,所谓“善的目的”就是永久和平,所谓“善的手段”一般是指和平手段,而“恶的手段”就是战争手段。要想“以善致善”,实际上困难重重。首先在于,如果强调尽量采取和平手段,在实际中很难对抗暴力手段。其次在于,只选择善的手段需要很强的道德自律,并忍受由此带来的当前损失,这对很多人来说难乎其难。因此另外一种选择,即“以恶致善”,就很容易被人接受,并且显得合乎“理性”。
  康德在其《永久和平论》中指出,不是和平状态,而是战争状态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而“大自然的机制”却会使人们通过战争走向永久和平。他乐观地指出,所谓永久和平“这样一个问题是必定可以解决的。因为它并不在于人类道德的改善,而只在于要求我们懂得那种大自然的机制怎样用于人类,以便这样地指导一个民族中间的那些心愿不和的冲突,使他们自身必须相互都屈服于强制性的法律之下并且必然导致使法律在其中具有力量的和平状态。…… 大自然的机制就通过彼此在外部自然而然是相互对抗着的自私倾向而可以被理性用来作为它自身的目的,即权利的规定,扫清道路的工具;从而在国家本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就促进了内部的以及外部的和平”(加重号为引者所加,《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六年版,126页)。而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康德说得更为直白:“大自然是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弛的备战活动 ……”最终达到一个“伟大的各民族联盟”(第12页)。
  康德关于永久和平的理论可以被概括为“以恶致善”。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可能对人类“恶”的本性不抱幻想,并且由于从一个长期的视野讨论问题,即人类经过恶的血的洗礼后,最终会达到善的境界,并不具体考虑血的代价。同时,康德作为一个西方人,也许没有切身感受在力量不平衡时,弱势一方所承受的痛苦。然而,即使仅从逻辑上看,康德的“以恶致善”之路并非没有矛盾。在国际上,他所谓一种自私的力量可由另一种抗衡和抵消的情形,只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成立,即各方势均力敌。只要力量对比悬殊,理性会驱使强势一方尽量利用它的优势。而在人类历史中,力量间的不平衡是常态,平衡则非常罕见。即使在平衡状态中,互相对峙的各方也不甘于这种平衡,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技术的或组织的创新打破平衡,重新占据优势。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就是明证。如果没有伟大道德的强力约束,康德设想的“一个强大而开明的民族”作为“和平联盟”的“中心点”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按照“以恶致善”的逻辑,具有力量优势的大国对其他国家使用武力才符合所谓“理性”。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说明了这一点。
  康德认为一个社会依赖于权利结构体系就可正常运行,这个结构是由自利的人之间经过对抗形成的。作为一种哲学观念,这种所谓人无需克制私欲,反而具有“合目的性”的说法,可以对应于经济学中的“第一定律”,即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意思是说,“人人为自己,社会将更好”。但后来的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这种情形能覆盖整个社会。曼瑟·奥尔森认为,在有的时候,“无论每位个体如何努力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的理性结果最终不会自动产生”。这被称为“经济学第二定律”。它起因于大量的外部性问题和集体行动问题。外部性是指不同的私利互相对抗不能恰好达成均衡的情形,例如分散的居民不能很好地对抗传布污染的工厂。集体行动问题则揭示了,如果没有可操作的合理分摊成本的方案,就无法提供集体产品。很显然,战争或掠夺是更为直接的外部性问题,而永久和平则是世界的集体产品。它们无法通过人的自利行为自动解决或提供。奥尔森提出,必须有相应的组织或制度安排,如政府、工会或某种国际联盟,才能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但实际上这些有形制度不仅各有自身的弊端,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而且还可能产生副作用。例如政府虽然可能提供公共物品,但如果不加控制,可能会直接侵害公民的利益。
  任何社会的有效运转,实际上都要依赖于如权利体系这样的有形制度和如道德这样的无形制度的结合。道德作为一种自律的制度不仅节约了强制成本,在社会的一些领域中直接发挥作用;而且作为一种社会理念和共识,奠定了有形制度的宪法原则。正是道德,才最后解决了“经济学第二定律”的问题,使社会得以实际存在。由于这一点,近年来制度经济学很关注对文化和道德的研究;近来走红的心理经济学又指出,人们对公共物品做出贡献的意愿,要高于经济人的假设。如果将“社会只需权利体系、而无需道德”的错误理解放大到国际上,认为实现永久和平无需借助道德,则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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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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