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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党的冬天不太冷


□ 李继锋 王敏琳
对于黄牛党来说,火车票实名制是一个突然而至的“严冬”。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巨大利益诱惑面前,“黄牛党”并没有停滞,而是更为隐秘地深入地下,改变路径,转战网络。
  
  李辉在广场转悠了四五圈,依旧没有人凑到他的身边,压着嗓子,说:“票要吗?”
  虽然要付上三四倍票价,但还是期待那个人的出现。不然,这让他很为难,几万人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他总不能扯开嗓子喊: “谁是黄牛党?”
  李辉自认为没有那个湖南老乡厉害,对方总能从广场的角落里,或者售票点的边上,找到李辉一直想“不期而遇”的票贩子。6年来,每到春运,依靠隐藏在地下售票网络的黄牛党们,这个湖南邵阳男人得以顺利地回到家乡,即使多付了将近三百块钱,即使等到年廿二八,即使一路得抱着孩子站着回去。
  从情感上说,李辉并不喜欢黄牛党,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只要真的打掉黄牛党,公平卖票买票,即使候车、检票等再长,我也愿意等,哪怕最后买不到票。”这样的愿景,似乎没有实现的一天。但是,今年好像情况不大一样,火车票实名制,改变了李辉的买票经历。
  2010年春运伊始,铁道部选择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和成都铁路局部分车站试行火车票“实名制”。两个试点耗资上亿元,以期探索解决长期困扰中国春运难题的“沉疴”。
  找不到黄牛党的李辉,决定尝试一下最近报纸里、电视上整天宣传的电话订票。1月24日,星期天,不上班的李辉,早上7点就开始拨打订票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终于通了,我们订到了两张。”抑制不住喜悦的他,赶紧打电话通知老乡,最后“他也有许多人订到了票。”
  就在李辉订到票的3天前,1月21日上午7时03分17秒,经广铁集团电话订票系统确定,我国第一张实名制火车票订出,多方期盼已久的火车票实名制终于成为现实。
  但是,以打击票贩为终极目的的实名制,能否公平、公正地将票输送到买票者手中,成为2010年春运的最大问号?
  
  打得掉黄牛党吗?
  
  在广铁集团负责票务的工作人员李铁(化名)看来,实名制是打击票贩的最好途径,而实名制下电话订票,更是杜绝票贩的主要通道。
  她告诫《南都周刊》记者,要想买到春运车票,“千万不要放弃一个机会,就是电话订票。对于不认识铁路上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也是最公平的办法。” 她透露说,“100张火车票中,80%全部上网,而这其中的80%,则流向电话订票,这块是受广铁集团控制的,同时也得到铁道部得监控。因为铁道部要防止地方铁道局分割掉这块儿。”
  李铁还向记者揭开了铁路放票规律:提前十天电话订票,票订好24小时之内你不去取,那票就自动又回到库里;提前6天又自动转到网上,就像商品一样,这个时候碰到了就碰到了,没碰到就是没碰到;然后提前3天,它又放一次;提前1天或者开车前,又放一次。
  在李铁看来,推广电脑联网售票,可以说触动了相当多人的利益。“现在的代售点,都可以电话取票,原来就是几家大规模站点,或者跟领导关系好的(可以取)。我个人觉得,要杜绝炒票,就是要搞实名制。你一弄的话就断掉了很多人的饭碗。这个是绝对的。”李说,“以前票就直接放在自己口袋中的,那绝对是权力集中。你给我好处,我就给你票条;你不给我好处,我也不给你。所以我们都试过,整趟列车开出去,我们的票条就丢在垃圾桶里面。”
  然而,相比李铁的乐观,火车票实名制能否有效打击黄牛党的论争,在铁路部、专业人士、群众中一直持续了7年。
  实名制最早提出是在2003年7月10日,蔡松茂在媒体上撰文,宣称“火车票实名制契机已到”。他的理由是, “‘非典’流行期,铁路方面采取填写健康卡的办法,一时上火车购票,进出站井然有序,再也见不到票贩子的身影了。”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些政协委员在提案中将火车购票实名制作为破解春运买票难、炒票热的首选良方。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却表示,采取车票实名制,无论是买票时查证件,还是进站时验票验证都需要增加周期,可能会导致拥堵,这不太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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