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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大学精神尺度的“哲学之士”


□ 叶 隽

  一七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十八点,在耶拿大学,年及而立的席勒进行他为人师者的首次演说,题为:“何为普遍历史及普遍历史何为?”有关“普遍历史”的概念涉及到整个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德国理念”,关系重大,这且按下不论;此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场演讲中,席勒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一组概念:“利禄之徒”(Brotgelehrter)与“哲学之士”(philosophischer Kopf)。这一区分向度,揭示了现代学术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不仅富含德国意味,而且具有普遍意义。对当代世界来说,尤其如此。
  在歌德的推荐下,席勒出任耶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无薪)。这在当今功利时代之中近乎难以想象,虽说“为稻粱谋”并非那个时代的主流,但如此不介意收入状况,仍需要一种勇气。没有一种理想者的姿态,确实很难做到。正是在这样艰难坎坷的处境中,席勒坚持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并发展出自家的大学理念,不但对“德国精神”有所阐发,也是日后成为世界典范的德国古典大学观的重要组成和源泉。因为,洪堡在耶拿时,就曾与席勒过从甚密,深受其影响;而洪堡的大学理念,也深刻影响到后来德邦的莘莘学子,包括二十世纪初期留德的蔡元培。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蔡元培就已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实际上,这一说辞就是要求学子明确自己的位置,不可做“利禄之徒”。所谓“天下滔滔,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求官致富的时代潮流中,仍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原则,虽说未免近于迂腐,但也真正地显示出人之为人,原来可以有自己的价值与尊严。在我看来,“哲学之士”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大学之精神尺度。它不但适用于昔贤的自我激励,也同样适用于当代的大浪淘沙。当世界学术场域都几乎一无例外地以美国为标准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重温德国古典一代的精神理念,包括其现代大学理念。
  滔滔天下,衮衮诸公,试问有几人敢面对席勒的追问,慨然曰:“吾乃哲学之士。”
  第一流的学者,是否可以直面这样的问题?而舍却求官致富的目标,人类的普遍生存是否还可能有别样的意义?我们该当如何给生命赋予意义?
  学者之流,所求者为何?有所谓“求真”之说,或曰“真、善、美”,至后人又有所谓“求趣”之说。那么,人类之追求与学者之追索,究竟在何样的交叉点上可以共汇?或许,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德国古典时代那激动人心的岁月,费希特就给我们明确地界定了人类各群体中“学者的使命”,他毫不犹豫地指出“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养员”,他要求学者不但要能“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而且“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载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四年版)。所以,费希特斩钉截铁地表态说:“我的本分就是把我这个时代和后代的教化工作担当起来:从我的工作中产生出未来各代人的道路,产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这些民族将来还会变化。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担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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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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