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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预备立宪中的外方因素:有贺长雄一脉


□ 孙宏云

  摘 要:有贺长雄与清末预备立宪关系密切。他为考察政治大臣端方和戴鸿慈起草了考察政治报告,之后又为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和李家驹讲解欧美、日本的宪法与官制,并对清政府筹备立宪提出较为系统的建议,核心是建立“责任内阁制”。其观点与建议,在考政大臣有关预备立宪的奏折中有明显体现,与预备立宪的整体思路乃至官制编纂、宪法拟订有很大关联性。受有贺长雄、穗积八束等人影响,清末预备立宪倾向于模仿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大权政治”模式,但如何处理大权政治下君主与内阁以及满汉官僚之关系,是困扰清末官制改革的主要症结。

  关键词:有贺长雄清末预备立宪 《欧美政治要义》 官制改革

  有贺长雄(1860-1921)在民国初年担任袁世凯的法制顾问,因鼓吹总统制而被卷入当时的舆论漩涡。对于有贺长雄在民初制宪活动中所充当的角色及其影响,国内学者多批评其协助袁世凯称帝,为日本的侵略国策服务,而对其与清末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及筹备立宪的关系,几乎未加关注;日本学术界对后者虽有研究,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尤其是未能充分结合清末政局的复杂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有贺长雄与清末预备立宪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有贺长雄的宪政观点在对中国问题认识上的变化及其内在联系,对于深入认识清末预备立宪的决策取向和理论来源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起草考察报告

  1905年7月16日,内阁奉上谕,拟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分别由戴鸿慈、端方以及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带领的两路代表团先后于12月7日和11日启程赴欧美、日本各国考察。

  关于戴、端团回国后上奏的考察报告,多数学者认为是由梁启超和杨度起草,主要依据陶菊隐《六君子传》和《梁启超年谱长编》。但有学者根据有贺长雄在《外交时报》上的一篇自述予以修正,指出“为五大臣起草考察报告的除了梁启超和杨度外,还有日本法学家有贺长雄”。其所依据的只是《言治》上的中译文,并没有参考日文原文。而旅日学者熊达云在此前已发现有贺长雄自述的日文原文,他认为梁启超、杨度和有贺长雄三人都有可能是考察报告的执笔者,遗憾的是并没有就此展开论述。

  1913年3月8日,有贺长雄来到北京,开始担任袁世凯的法制顾问。他在离开日本前为《外交时报》撰文,述其应聘中华民国法制顾问始末,其中也谈到他与清末考察宪政的关系。据称,端方在回国前夕曾遣人去日本,授命驻日公使斡旋考察报告书的起草者。于是公使馆员先商之早稻田大学的高田早苗,高田推荐有贺长雄。有贺“遂竭二星期之力为之起草,而旅居日本之清国留学生某等,穷日夜以翻译之。书成以授端方之使者赍归”。

  有贺长雄没有说明他起草的报告书,而戴、端回国后又连续上呈《回京复命胪陈应办事宜折》、《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等多份奏呈,其中哪一个由有贺长雄起草?张学继认为,有贺起草的报告书是《欧美政治要义》,他所依据的是《言治》刊登的《中国新法制与有贺长雄》及戴鸿慈、端方联名上奏进呈欧美政治要义以备立宪采用折。细读该折,可以发现,《欧美政治要义》是代表团提交的唯一一份关于欧美政体的综合报告,并非基于“耳目所得”,有贺长雄起草的考察报告,似乎就是《欧美政治要义》。但仅据这两方面材料,还不能得出明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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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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