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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文学的大众传播学特征及工具理性样态


□ 张育仁

  内容提要:纵观抗战以前的中国历史,很难找出有哪一个历史时期,文学艺术与战争的关系像抗战时期这样密切;抗战文学与国家战略和民族利益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国家,特别是作为“舆论领袖”的文学艺术家,对大众传播的工具理性认识而逐渐强化的一种历史必然。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功能与作用被无限地放大。此前被“常识”认为与新闻完全不搭界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也毫无障碍地被国人认同为,是理所当然的大众传播工具或最佳的传播形式。在积极主动向报告文学学习和靠拢的过程中,尤其是小说和诗歌的面目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小说家们深刻地意识到,在抗战传播中用“两面理”更能体现宣教者对生活、艺术和国家的忠诚,以及对自身职责的全面准确的理解;抗战诗歌“大众化”和诗人“被大众所化”,除了战时工具理性宣教目的外,更以诗人在这场民族圣战中的“自我改造”为深层意识背景被提了出来;诗歌完全变为反叛主观抒情性和“私人化”,而以客观性、纪实性叙事抒情为特色的“公众化”宣教利器了。
  
  一
  
  在全民抗战这样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之下,大众传播学中著名的“魔弹论”思维不仅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活动,而且也同样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艺运动。尤其是当新闻和文艺都被传播者和接受对象毫无质疑地认为是宣传工具时,“魔弹论”就开始发挥比战争武器更厉害的精神作用了。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适时为“魔弹论”提供了令人振奋且深信不疑的“科学依据”,因此,战时的人们普遍赞成这样的“常识”:与新闻报道一样,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绘画、音乐等文艺作品可以,甚至能更有效地将民族主义和民主建国的观念、情绪、认识以及相关的精神因素“注射”给大众,使大众产生符合抗战政略和战略所需要的刺激性反应,从而爆发出惊人的抗敌战斗力。当然,这种将社会舆论视为“宣传的刺激反应”的理论主张,必须要具备一种特殊的传播生态条件,那就是等待刺激的受众群体具有普遍的蒙昧或半蒙昧特征,亟需靠先知先觉之类的舆论领袖用“魔弹”去将其“击中”或唤醒。于是,小说家,诗人,戏剧家以及电影编导、表演艺术家、画家等等,与新闻界的编辑、记者一样,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受众所瞩望的舆论领袖。
  从学理上讲,“抗战文艺”的概念既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政治文化内涵,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大众传播意义上的工具理性内涵。从传播学角度考查即知,抗战文艺运动是通过组织传播的方式造成舆论的一场声势浩大、迅猛的社会宣教活动。其特点是由上向下的纵向传播。即由国家和社会组织中的上层人员和机构,通过各种媒介把符合抗战文艺政策的“正确意见”传输给社会组织中的各个成员,从而在社会组织内形成一致的意见和意志。从实质上讲,组织传播是一种精英传播,具有明显的启蒙宣教性。而指导启蒙宣教的“舆论领袖”们,几乎都是一些在战时社会组织中担任一定职务,或具有一定社会威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同时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能适时制造舆论或“生产正确意见”的精英人物。抗战文艺运动的策动者和参与者,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舆论领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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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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