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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文学的大众传播学特征及工具理性样态


□ 张育仁

  内容提要:纵观抗战以前的中国历史,很难找出有哪一个历史时期,文学艺术与战争的关系像抗战时期这样密切;抗战文学与国家战略和民族利益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国家,特别是作为“舆论领袖”的文学艺术家,对大众传播的工具理性认识而逐渐强化的一种历史必然。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功能与作用被无限地放大。此前被“常识”认为与新闻完全不搭界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也毫无障碍地被国人认同为,是理所当然的大众传播工具或最佳的传播形式。在积极主动向报告文学学习和靠拢的过程中,尤其是小说和诗歌的面目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小说家们深刻地意识到,在抗战传播中用“两面理”更能体现宣教者对生活、艺术和国家的忠诚,以及对自身职责的全面准确的理解;抗战诗歌“大众化”和诗人“被大众所化”,除了战时工具理性宣教目的外,更以诗人在这场民族圣战中的“自我改造”为深层意识背景被提了出来;诗歌完全变为反叛主观抒情性和“私人化”,而以客观性、纪实性叙事抒情为特色的“公众化”宣教利器了。
  
  一
  
  在全民抗战这样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之下,大众传播学中著名的“魔弹论”思维不仅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活动,而且也同样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艺运动。尤其是当新闻和文艺都被传播者和接受对象毫无质疑地认为是宣传工具时,“魔弹论”就开始发挥比战争武器更厉害的精神作用了。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适时为“魔弹论”提供了令人振奋且深信不疑的“科学依据”,因此,战时的人们普遍赞成这样的“常识”:与新闻报道一样,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绘画、音乐等文艺作品可以,甚至能更有效地将民族主义和民主建国的观念、情绪、认识以及相关的精神因素“注射”给大众,使大众产生符合抗战政略和战略所需要的刺激性反应,从而爆发出惊人的抗敌战斗力。当然,这种将社会舆论视为“宣传的刺激反应”的理论主张,必须要具备一种特殊的传播生态条件,那就是等待刺激的受众群体具有普遍的蒙昧或半蒙昧特征,亟需靠先知先觉之类的舆论领袖用“魔弹”去将其“击中”或唤醒。于是,小说家,诗人,戏剧家以及电影编导、表演艺术家、画家等等,与新闻界的编辑、记者一样,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受众所瞩望的舆论领袖。
  从学理上讲,“抗战文艺”的概念既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政治文化内涵,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大众传播意义上的工具理性内涵。从传播学角度考查即知,抗战文艺运动是通过组织传播的方式造成舆论的一场声势浩大、迅猛的社会宣教活动。其特点是由上向下的纵向传播。即由国家和社会组织中的上层人员和机构,通过各种媒介把符合抗战文艺政策的“正确意见”传输给社会组织中的各个成员,从而在社会组织内形成一致的意见和意志。从实质上讲,组织传播是一种精英传播,具有明显的启蒙宣教性。而指导启蒙宣教的“舆论领袖”们,几乎都是一些在战时社会组织中担任一定职务,或具有一定社会威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同时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能适时制造舆论或“生产正确意见”的精英人物。抗战文艺运动的策动者和参与者,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舆论领袖”。
  而抗战文艺运动最初所表现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这一现象,就恰好体现了组织传播的这种特性。与政治家和理论家不同,文艺家这种精英型“舆论领袖”,其主要任务不仅仅是制造或生产理性形态的舆论,而主要是制造和生产情感形态的舆论,或者通过情感形态激发和诱导社会组织成员上升到理性形态的舆论层面。当然,一般来讲,这种情感形态的舆论中本身就隐含着某种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内容。
  “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这个极具传播学意义的宣教口号,是具有鲜明的组织传播含义的。为此“文协”在《发起旨趣》中诠释说:文艺家们必须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由此可见,抗战文艺家在战争初期,其传播和宣教视野就已经越出了战前所理喻的界域,具有了更为深广的战略境界和传播视界,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自维新变法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管是政治和思想界的“舆论领袖”还是文艺界的“舆论领袖”,其传播和宣教视野并不具备像战时文艺家那样的现代文明政略和文化战略眼光。
  
  二
  
  可是,怎样才能使文艺界的“舆论领袖”们在效命于抗战的组织传播中统一思想、协调行动,以真挚的信念和浓烈的激情创造出情感形态的舆论,最终感染和感召民众呢?“文协”是这样来应答的:“抗战报国是我们的口号。我们是一致的拥护国民政府与最高领袖……我们的同人由携手而更勇敢的施展才能;我们的工作由商讨而更切实的到民间与战地去,给民众以激发,给战士以鼓励。这样,我们相信,我们的文艺的力量会随着我们的枪炮一齐打到敌人身上,定会与前线的杀声一同引起全世界的义愤与钦仰。最辛酸、最悲壮、最有实效、最不自私的文艺,就是我们最伟大的文艺。它是被压迫的民族的怒吼,在刀影血光中,以最深切的体验,最严肃的态度,发为和平与人道的呼声。”可以比照“文协”成立宣言,即可知,文艺家们从一开始就对战时“舆论领袖”群体的素质要求,在认识上是准确而深刻的。因为优秀的“舆论领袖”必须生活在民众当中;在诚恳地向民众学习的过程中,运用自己的创造能力、分析能力、社会身份和知名度、感召力等,极富感情地描述和评析各种事态和意见,使民众大动感情,最终成为“舆论领袖”的追随者,进而达到共同报效国家民族的最佳效果。可以比照战时新闻与文化传播界的反思情态,即立志重铸“舆论领袖”新的群体形象时的表态,可以在更为深广的社会组织背景下了解文学艺术家所持的政治和道义立场,是怎样的合情、合理与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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