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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梦,我们并不孤独


还记得二○○○年末,当我从格非处得知马原即将来同济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时,激动之情难以言表。那天夜里,我跑到挚友殷志江的宿舍,和他彻夜长谈马原的小说,对于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来说,马原一度近乎于神,他数量并不太多的小说经过各种文学史论和作家论的点拨,早已成了一个不可企及的奇迹。
  这种神性在马原的身上特别明显。
  格非记得,一九八六年秋末的一天,在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开会或者接待外宾的小礼堂里,迎来了早已被中文系的青年学生们视作大师的马原。当他穿着一件绛红色的风衣走进会场时,格非看见,站在门边的几个学生激动得浑身颤抖,而一位社团联的副主席在给马原倒开水的时候,也许是紧张过度,一失手竟将茶杯盖到了热水瓶上。
  更夸张的是马原本人。格非的印象是那一天的马原有些反常,他的口吃非常严重,甚至很难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在格非看来,这也许是马原的一种策略。因为在那天下午,他所讲的内容中,“通神”是一个使用频繁的词语。可是在和我谈到这段往事时,马原对此矢口否认,只是一再重申,对于像格非这样的小说家,对他的“演义成分”要有时刻的警觉。
  这种演义可能并不全是虚构。马原在一九八六年所说的故事,那天在与我交谈时又被一模一样地搬出来,他说这个故事是为了证明西藏真的是一个神奇的省份。“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口吻和写小说时没有什么区别,“有一天,我在西藏涉水渡河,预先将两只鞋子扔向对岸,当我涉水之后,我惊讶地发现,那双鞋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就像搁在我的床边一样。”
  他说自己的小说写作之所以停滞了相当长的时间是因为西藏。在他看来,每天清晨,西藏的太阳似乎都是新的。而一九八七年五月发表在《中外文学》上的小说《没住人的房子总归要住人》中,他预言自己的儿子马大湾钻出母亲肚皮时会有整整十斤,结果,当他的儿子真的出生时,他忽然发觉,他的预言成真了。
  这也许是个偶然,但是马原并不认为这是偶然,他相信,这是神迹。
  于是,相信着神迹的马原在充满神话的土地上写着神奇的小说,而当他从高原走下来,适应了所谓的“低原反应”之后,他突然丧失了写作的冲动,这一停就是十多年。
  他的自信和彷徨全都写在脸上。二○○一年的春天,我们都很兴奋,觉得虽然格非要去北京清华大学任教,马原来上海,整个文学的生态还算平衡。而且,我们天真地以为,给予他一定的刺激,他会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样如鱼得水风云再起,因为从文学史来看,一位大作家暂时的沉默,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野心。二○○一年的春天,我们先在上海农学院的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了一次马原和学生的见面会,来的人不多,聊的也不算深入,很多学生已经不太清楚这个叫马原的汉人究竟写过些什么。
  第二个星期,他再次应邀来到上海师范大学旁边的马槽书店进行一次演讲和对话。马槽书店的主持人姜原来先生是一位基督徒,对于写着新小说的马原,他并不感冒,但是他发觉,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中年人,他的自信和彷徨全都写在脸上,虽然他并没有像一九八六年那样装神弄鬼,或者说词不达意。他对西方小说了如指掌,格非说,他是真正阅读了大量西方小说、以博学著称的作家,这一点在他的课堂讲稿《阅读大师》中表露无遗。
  在离开华东师范大学的最后一次讲课中,格非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回应着马原,他重新提到了“通神”,他说托尔斯泰在通神,卡夫卡在通神,另一个例子则比较直观一些,那就是马原一九八六年在华东师大的讲演,他解释说,马原之所以要选择那样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演讲,是因为他要“通神”。
  诗人陈东东曾经跟我说,要写一部“伪经”,用一己之力去写一部诗歌的圣经,这是不是一种“通神”的努力?在一个韦伯所谓“祛魅”的年代,通神似乎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乌托邦,它虽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行为,有时却又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
  个人的乌托邦。用一己之力去记录一个时代的梦想,似乎也是“通神”的一种方式,在查建英开始“八十年代访谈录”的计划之前,马原已经在快马加鞭地做了访谈,而且,他所做的工作要远远超过查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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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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