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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华人


□ 项 飙

  明年将是万隆会议召开五十周年。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纪念它,但它的确是人类社会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万隆会议集中体现了当时亚非拉世界的两个思想,一个是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一个是对民族国家作为反殖民反霸权、发展本土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的信仰。这两个思想在理论上并不完全一致,因为按马克思的设想,民族国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应该基本消亡。但是在五十年代,亚非拉世界面临的最根本的实际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在这一斗争中,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几乎是让欧洲殖民者退出的惟一有力途径,尽管很多地方并没有成立像西方那样的民族国家的成熟的历史基础——这一反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显然是以西方的政治理念为指导的。在此情况下,社会主义常常是为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而服务的意识形态手段。很多国家后来调整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民族国家的力量却日益强化。在短短几个年代里民族国家成为组织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公共生活的基本单位,民族国家的概念深深渗透到各个社会角落。
  周恩来和尼赫鲁是万隆会议上的重要角色。他们强调国家主权的概念,明确在国际事务中要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决策和行事单位。除了“五项基本原则”,这一思想也明显体现在他们对侨民政策的态度上。两国分别以宪法和条约的形式明确表示不承认双重国籍,侨民必须在居住国和母国之间二者择一,如果选择成为居住国的公民,那么就应该效忠于居住国,与母国不应当再有政治关系。直至一九八六年和二○○○年斐济的两度排印(印度侨民)政变和一九九八年印度尼西亚的排华暴乱,中、印(度)政府都采取了谨慎关注但不干预的姿态。在意识形态上,两国都实行社会主义,尽管在程度上有很大不同。关于二者之间的“同志”、“兄弟”关系的文章在一九五○年代广泛见于两国。但是两国的蜜月关系迅速面临危机。一九六○年代有关麦克马洪线的争议和军事交锋、印度和苏联的联合、中国和美国与巴基斯坦的沟通,使双方的关系逐步恶化。在由共产党执政的喀拉拉(Kerala)邦,左派学生高喊“塌鼻子的中国人,凭什么欺负印度”。可见,社会主义理想丝毫不能保障两国关系,民族国家利益成为根本的决定因素——鼻子高塌(民族界限)比意识形态左右更为重要。
  从一九九○年代开始,这两个大国重新出现了趋同的趋势,都开始改革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两国在侨务政策上开始做出调整。印度从开始不重视印侨、印人(套用“华侨、华人”的分法,前者指持母国国籍的海外居住者,后者指持非母国国籍的永久移民),到九十年代开始重视,到二○○三年和二○○四年两度召开最高规格的“海外印度人大会”,并正式修宪,承认双重国籍,侨务政策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中国,原来认为至关重要的“华侨”、“华人”的分界日益模糊,联用的“华侨华人”已经在媒体、学术研究和政策语言中成为固定用语。“族群”概念不仅在学术研究中广为使用,也进入了政策思考。“族群”基本上对应于日常所说的“中国人”的概念,海内海外、境内境外,一概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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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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