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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学习型社会”


□ 王子今

  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前往长安读书,专门研修儒学经典《尚书》。就读期间,因为资用不足,曾经和同学合资买驴,让从者代人载运,以运费补给开支。刘秀求学有艰苦经历,但是后来在学业上并没有什么成就。然而他却以成功的政治经营,建立了一个王朝。而一个具有特殊文化风貌的时代,也由此开始。
  汉光武帝刘秀与他的祖上,那位鄙视儒生,甚至朝儒冠里撒尿的汉高祖刘邦不同。清代史学家赵翼注意到这一点,说“帝本好学问”。他的功臣集团中儒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军事领袖也“皆有儒者气象”。“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东汉功臣多近儒”的情形,与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往往出于亡命无赖明显有别。刘秀身边的主要将领,确实多有儒学资质。赵翼所举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祭遵、李忠、朱佑等凡十四例,都具有一定的儒学修养。所谓“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廿二史札记》卷四)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每到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问雅,对于儒学学术建设予以特殊的关心。于是“四方学士”“云会京师”。建武五年(29),天下未定,刘秀即“修起太学”,“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吸引诸多学士云集京师,一时形成了“诸生横巷”的文化盛况(《后汉书·翟传》)。本人能通《春秋》和《尚书》的汉明帝,永平二年(59)曾经亲自到太学讲经,《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当时情形:“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旁听围观的群众多至以十万计。可见儒学隆赫一时的盛况。又为功臣贵族后代别立校舍,挑选其中有才能者入学,并要求近卫武士都应通《孝经》章句。永平十五年(72),汉明帝又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解说儒家经典。汉和帝曾经“数幸东观,览阅书林”。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又重修太学,扩建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令公卿子弟为诸生。汉质帝时,临朝执政的梁太后颁布诏书,令秩级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员都遣子就学。太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关于东汉洛阳人口数,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人提出“东汉洛阳城内人口为二十万,洛阳地区人口为四十万左右”的认识(方原:《东汉洛阳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二○○八年),这种意见大体可信。当时太学生在洛阳居民总数中所占比例是惊人的。就全国而言,有人测算,东汉后期每万人中即有太学生六人(郝建平:《论汉代教育对社会的影响》,《阴山学刊》一九九三年三期),顶级学历的知识人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率如此之高,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又诏令诸儒正定《五经》文字,刊于石碑,树立于太学之门,使天下读书人有所标范,也成为文化史上的要闻。一时“东京学者猥众”,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而各地的地方官办学校,也有空前的规模。
  不仅帝王亲自倡导儒家经典的认真研读,太学和郡国官学都得到空前优越的发展条件,东汉私学也繁盛一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士大夫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许多名师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说,学者所在,求学者往往不远万里之路,担负口粮前往就读者动辄千百。而著名的经学大师开门受徒者,名籍往往不下万人。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先后注册的学生多达一万六千人。“负笈”千里求学,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习见现象。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在路途中结束其学术生命的名儒,就有牟纡“道物故”,任末“奔师丧,于道物故”,服虔“遭乱行客,病卒”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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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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