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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刊物的定力\热力与活力


□ 雷 达

  北京的干部历来分为中央直属的与北京市属的,“文革”前夕尤为分明,虽然同在一城,无论重大政治活动还是平时的交往圈子,相互都比较疏隔,谨慎。我是“文革”爆发前分配到中直机关的,总觉得北京市的人很生疏。毛泽东批评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现在自然早变为笑谈了。我注意到,那时的《北京文艺》地域性强,很注意突出北京的地方特色,或许因为老舍的缘故,上面还不时地发表一点通俗性的文艺作品,比如说唱,戏剧,戏曲脚本。最壮观的一次是发表了吴晗的《海瑞罢官》戏曲剧本。可谁能料到,它直接成为“文革”的导火索,并且构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字狱之一。
  平地一声雷,粉碎“四人帮”,伟大的文学新时期开始了。《北京文学》也以十分活跃的姿态出现,它是以发表敏锐的、深厚的、有分量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短篇小说而引起整个文坛瞩目的。在我的印象里,80年代的前期和中后期,它发表过的好短篇难计其数。我搜索记忆,就想起了诸如《笨人王老大》《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受戒》《大淖记事〉《最宝贵的》《丹凤眼》《话说陶然亭》《头像》《那五》《现实一种》《十八岁出门远行》等等,后来又有《伏羲伏羲》《单位》《厚土》《走窑汉》,直到90年代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等。当时,它在理论方面比不过《上海文学》,不太发长篇大论,但它以创作为本,以连续推出优秀的小说为立足之本。它也发评论,却以贴近创作为主。那时我已经在《文艺报》工作了,正在多方寻求写作和发表的机会。我看到有的朋友虽是中直系统的,却能够在《北京文学》不断发评论,便不胜羡慕,却又不得其门而入。
  机会还是来了。我记得是李清泉主编直接点的名,是不是经过方顺景具体联系的记不清了,是要我在几天之内为成一的短篇新作《绿色的山岗》写一同期评论,要求快而准。此前,成一因其短篇《顶凌下种》获得了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这样的写作机会是不能放过的,不像现在,我再也没力气写同期评论了。成一的小说写了些什么,忘了,我自己评了些什么,更忘了,反正发表就是胜利。李清泉主编在该期的“编者的话”里,还表扬了一下我。对我,一个三十多岁初涉文坛的人,真是莫大的鼓舞。这也是我与《北京文学》的第一次关系。
  方顺景“文革”前分配到对外文委工作,“文革”后调到《北京文学》编理论版。他比我到北京早,福建籍,人长得帅,编辑能力也强。我的不少文章都是经他的手发表的。一次我来办事,他在一间几平米的小屋办公,站在院子里就能看见他的半个身子在外边,于是上前搭话,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因为同是外地来京的大学生,我们一起抽着烟,聊得比较热乎。他当即约我写一篇评论邓友梅的文章,我自然是勇于接受任务,日夜兼程,写出了《邓友梅的市井小说》。此文后来被《新华文摘》转载。方顺景还约我写过关于现代派的争鸣文章,也是发在《北京文学》上。我表达了一些与李陀有所不同的看法。其实,在现代派问题上,我和李陀并没什么大的分歧,我认为我们都算是新时期文学之初的闯将;既然要形成争鸣,总得有点儿不同罢了。李陀虽说是“工人作家”,却有很好的艺术修养和天生的贵族气质,他对作品有一种天然灵敏的嗅觉,他的发言总是富于热情和具有煽动性,比起在创作领域里,他在理论批评领域更有推波助澜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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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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