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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与花联合起来”:进入21世纪的女性电影


□ 刘海玲


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言说主体的文学被称为女性文学,这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已是一个不争的论断。但对于同样是表达社会生活、承载文化内涵的电影来说,女性电影则很难界定。因为电影是综合性的艺术,是群体智慧的结晶,很难出现编、导、演等主创人员为清一色的女性的情形。但在很多优秀的电影中我们一样可以读出鲜明的性别意味,尤其是女性生存状况的现实表达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萌生,这种以性别作为艺术表达和诉求的鲜明特征,增强了影片的艺术内蕴和文化含量。因此女性电影可界定在女导演创作的电影、女性题材电影和女性主义电影三个维度。
对性别问题的关注、思考和反拨以及承载并深化女性意识的电影创作,在新世纪以来又有了新的飞跃。女性主义彰显的电影《缘来我可以》(Bread And Tulips意大利2001)、《穆赫兰道》(Mulholland Drive,法国、美国,2001)、《时时刻刻》(The Hours,美国,2002)、《芝加哥》(Chicago,美国2002)、《玛德莲姐妹》(TheMagdaleneSisters,英国2002)、《秘密事件》(Secret THINGS国2002)、《何处为家》(Nowhere in Africa德国2003)等分别摘得金狮、金棕榈、金球、奥斯卡等桂冠,这可以看作是女性主义艺术探索的成就和意识形态领域对女性主义视角的认同。在改革发行体制、创作异彩纷呈的新世纪中国影坛上,女性题材电影在对社会症候的直面把握、对文化意蕴的深刻揭示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生活秀》、《美丽的大脚》、《假装没感觉》、《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周渔的火车》、《西施眼》、《绿茶》、《跆拳道》等,在金鸡、百花、华表等奖顶中多获大奖,成为新世纪中国电影夺目的亮点。
美国电影《时时刻刻}中刻画的英国早期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小说《达罗威夫人》中反复言说:“花与花联合起来”。“花”无疑是女性生存个体的代名词,“联合”意味着女性意识觉醒之后女性对男权文化围城的整体突围。“花与花联合起来”,萌生于20世纪初期女性历经生存困境和生命困惑之后的本能意识,成熟于助世纪末期由个体到整体、从理论到实践的女性主义理性的努力。这种女性主义声音穿越了20世纪顽固的男权障壁,以更成熟而规模化的艺术创作为载体延宕到21世纪新的人类纪元中。

挣扎:女性生存的边缘化状态

由性别差异及性别歧视导致的女性群体边缘化倾向,成为父系社会以来历久未决的全球性问题。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有这样的虚构描写: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虽然和兄长一样天赋聪颖,却因为父权制对女性才华的压抑而自杀身亡。
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文化就延续并强化着以男性为主体的两性关系。天被男性盘古创造,女娲最多只是修修补补;人是男性的上帝创造,夏娃只是丈夫亚当的一根肋骨化成、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渊源,都显示着女性的价值、意义和行为被男性以自身利益为尺度衡量和规范着。男性占据着权力话语的中心位置,女性则被排斥到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人类的生存步履是艰难的,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经常会遭受各种磨难。而女人“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与男性遭遇的普遍性社会压力不同,女性不幸的根源是女性生存在因性别歧视而导致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中,女性仅仅因其性别就整体沦落为社会的隐性弱势群体。
20世纪以来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思潮不断发展壮大,在唤醒女性的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方面功不可没;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 但是,性别歧视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心理、行为规范毕竟根深蒂固,女性群体弱势化和边缘化问题层出不穷。人类新纪元的到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女性的生存境域,因此,进入21世纪的女性电影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女性生存的边缘化处境以及女性试图摆脱边缘生存状态的苦苦挣扎,并且直指女性边缘化生存的社会根源。上述女性电影文本中从以下几个角度表达了女性的边缘化生存和弱势化存在:
1.远离权力中心。权力是一个人依据自身的需要,影响乃至支配他人的一种力量。对于人的社会性存在来说,权力的标志是社会职位的分配以及由此导致的话语权的所属。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把持着政治权、经济权、话语权等,具体表现在社会管理、经济生产、财产占有、家庭事务、子女姓氏等方面。如弗吉尼亚·伍尔芙和劳拉都是家庭主妇,管理庄园、工厂以及参与社会事务的“大事”只属于他们的丈夫(《时时刻刻》)。罗克茜酷爱歌唱仰慕明星,可决定她能否走上舞台的操纵权掌握在男人手中(《芝加哥》)。塞尔玛和她的儿子都患有遗传性的眼疾,几尽双目失明,她来到华盛顿州一个小城市的工厂里做着最危险又最低廉的工作,直到死也只攒下2026.10美元(《黑暗中的舞者》)。来双扬是个卖鸭颈的个体户,为了要回文革时被侵占的祖屋,她一次次费尽心机巴结奉承房管所长(《生活秀》)。张美丽是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为了给学校添一台电脑,她甚至抛弃自尊祈求乡里和村里的权势者和有钱人(《美丽的大脚》)。阿霞妈妈则是城市中普通的小学教员(《假装没感觉》)。这些女性被驱逐到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带,她们若对自身所处的现状试图有一点点改变,都要伏身企求男性的施舍。“一种权力的存在意味着一个集体的文化体制建立起了正式的不平等关系,把统治他人的权力赋予某些人,并强迫被统治者服从后者。”在女性电影中,这种不平等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体现在男性权力主体对女性权力客体的操纵和强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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