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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的“技术合理性”


  春节期间,一位在温州打工的农民工,4次到火车站排队都买不到票。窗口工作人员对他说,网络和电话的票要早几天,票一放出来,就在网络上被抢光了,没有票剩下来给窗口。

  这位农民工写信给铁道部反映买不到票后,引发舆论关注。

  我曾经看到电视上,有记者问在广州火车站排队买票的农民工,为什么不在网络上买票。憨厚的农民工一脸茫然,对记者说:“我们不懂那个。”

  他们确实不懂,正如飞机、高铁离他们还很遥远一样。

  因此非常不幸,铁道部2012年春运推出网络订票,本是方便之举,也是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的要求,但‘会上网,会用网银”的条件约束,还是对年纪稍微大点的农民工构成了一种“技术性排斥”。

  春运在农民工身上刺激出的新的痛点,当然只是他们整体命运的一个侧面。事实上,这个群体在国民待遇、身份认同、价值观念等方面,多年来一直被进行系统性的社会排挤,抛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至今见不到多少改变。他们被视为社会金字塔最底下的庞大砖块,成为社会结构性暴力的承受者。

  这些社会排斥,当然只是利益和心理的产物,或者得不到政治道德的辩护,或者违法,或者,不过是市侩社会的闹剧。

  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其社会发展呈现出“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等级结构的国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句式,可以变换内容演绎下去。在社会排斥上也总会玩出新的花样。

  这个花样就是“技术合理性”:对弱势群体的排斥,不被视为有意设计,而是被视为技术发展、社会进步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技术发展本身是无可指责的,社会进步更是大家的追求,因此它们的合理性、正当性遮蔽,压倒了社会排斥的非正当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热热闹闹的“网络问政”、“微博问政”,以及在微博上对官方信息的发布。为应对互联网给执政带来的“挑战”,各级政府无论是玩真的还是摆一个姿态,都纷纷在网络上回应汹涌的民意,为权力运作扩展合法性空间,或者表明自己并不落后于这一政治时尚。这当然是值得赞赏的,有理由相信,技术会成为松动僵化体制的有力武器。

  但冷静下来想一想,能够参与“网络问政”、“微博问政”,能够享受官方在微博上发布信息这一“服务”的,多是些什么人?它的主体当然不是处于最底层的民众,他们无法参与这个技术性建构出来的公共领域和新的时尚。其结果就是,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注意力的转移,对底层的遗忘在技术合理性中显得非常自然——而整体的公民权益生态,反而更加堪忧。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经分析过现代社会对大量社会边缘人的制造机制,他称移民、难民、流浪汉这些被抛弃、隔离的人为“被废弃的生命”,在经济进步和政治、社会等级秩序的建构中,他们不符合主流社会的要求而被淘汰,像被扔垃圾一样扔掉。

  今天的中国,通过“技术合理性”,正在把很多底层者,像那位买不到票的农民工一样扔下“社会发展”的车厢。但正如鲍曼所说的,在“人类废品”的生产机制上,一定有政治经济秩序的谋划。事实正是如此,对底层者排斥的“技术合理性”,只是政治、经济、社会排斥的一种时尚的技术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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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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