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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张学东的两部短篇小说


□ 牛学智

在《老梅与古树》、《门脸》中女性是乡村世界的主体性人物。张学东通过对老梅和籽籽这一老一小农村妇女复杂而丰富的精神内里的剖析、勘探,呈示了这个时候农村妇女想有所作为的全部过程。当然,这两个妇女努力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老梅拒绝了儿女们良苦用心为她折腾老伴的事,孤身一人走出家门,把全部的心力都倾注到保护关帝庙旁的几棵古树上。虫伤、天火、上当受骗是老梅劳作的主要对象,这些劳作对象也因此使老梅不得圆满。尤其当老梅后来终于醒悟过来,曾开小车而来的几个城市男女所谓投资开发关帝庙与古树作为旅游景点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这个谎言就差点送了老梅的命。相比较,籽籽却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精力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的,哪怕如何地包好饺子、如何地把最漂亮的饺子恰到好处地安排在丈夫的碗里,这些她都是完全有心情做好的。但在是不是换铁皮门这件实在不大的事儿上,籽籽着实栽了跟头——非但遭丈夫毒打,而且标志爱情纽带的银子镯被抛进了荒沟里。籽籽还愿意回到那个家吗?她和丈夫的那个门脸(铁皮门)而今安在哉?应该说,这些问题无论是其中的哪一条,对这两篇小说而言都是很要害的命意。它们可能是新与旧、愚昧与文明、农村性与城市化、或者民间情怀与市场诱惑等等,抑或完全可以当作隐喻文本来读。比如“古树”何尝不是古文化的象征。老梅对古树的挽救过程,也就可以理解为来自民间的爱心和力量的一种沧桑的民间情怀。灰土土的瓦罐镇那杆喷着刺眼的蓝花的焊枪,划破的何尝不是古老乡土的天空?不能排除张学东确实表达了以上种种旨意,但我认为这两个短篇最有价值的信息在于:作家凸现了当下时代西部农村妇女真实的现实状况和心灵图景。即妇女为何?妇女何为?
从叙事重心来看,两篇小说的后半部分都是作家最为着力的地方,人物也最具冲突性。但反过来,如果对小说的前半部没有足够的把握,挖掘后面还有意义吗?
正是基于这个思考,老梅拒绝接受再婚、离开儿女以及去关帝庙护古树这一节大细节值得反复追问。我总觉得老梅死了老伴的精神困境是老梅精神的首要问题,其次才是保护古树。所以我们才看到了后来老梅与一群孩子们的和谐相处,才真切地感受到了掉到地上的虫子是怎样地舒展收缩、然后又是如何地扭扭拧拧地一点点伸展开来,复活似的继续在地上盲目地爬着,这些细节看起来好像表现的是一个人的宁静、充实,其实这里面最是心灵的剑拔弩张。在结合小说结尾处老梅于不省人事中头脑出现的幻觉。老梅其实早已人格分裂。
再看《门脸》,籽籽之所以能有时间精心包好一顿饺子,能有心情把最好的饺子安排在丈夫的筷子最先能夹着的地方,最准确的解释是她有闲。但这里的“有时间”、“有心情”显然成了籽籽最为严重的问题。问题之一是,是否标志籽籽已经是个富有者,即不属于“弱势群体”。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问题之二是,是否表明籽籽已经获得了个体的独立。这当然更不可能是。非但不可能是而且籽籽还处在继续被剥夺的过程中——籽籽擅自用自己爱情的纪念物于银手镯作为交易装上了铁皮门,但结果是丈夫的跟踪、偷窥、毒打,银手镯也丢了,这等于爱情、婚姻也一同丢了,仍然弥漫着娜拉走了怎么办的疑云。倘说籽籽有主体意识,这大概是她惟一的一次诉求。
经过以上粗略的梳理,在张学东的西部乡土文本中,农村的妇女问题在这两个短篇中集束亮相,我的印象中大概是第一次,但已经是整体性的表达。妇女不但在经济分配上处于非独立地位,而且在精神欲求上严重地处在闭抑、被封锁状态。比如老梅,她的精神悲剧性,一部分来自自我对传统礼法的确信无疑,属于自娱、自戕行为。当然,探讨西部乡村现实的现在时,这样的分析尽管还算勉强自圆,但可能还会有人质疑。我们不妨走出文本镜像,客观现实也几乎庶几无差。仅单一例,如果有人关注过西部各地的新闻、报纸内容,便不难发现,近年来西部农村妇女诉求自由的迹象之一是对无爱情婚姻的自觉质疑,然而一诉诸法律,绝大多数妇女们在婚姻过程中却根本没有享受过任何的财产权。说这些未必与所谓的文学或所谓文学的文学性有关,但我认为要彻底地理解真正优秀的西部乡土文学,尤其理解它对当下现实介入的程度,那么,多拥有这些来自于调查的资料背景总没有什么坏处。
张学东是把他笔下的人物置入此时的西部现实来关照的。因此,老梅和籽籽既是西部历史的,又是西部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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