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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 钱理群

  书桌上放着一本《钱天鹤文集》……
  这是我编的书,为我父亲编的书。
  这是一位“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半个世纪(一九一六——一九五八)思考的结晶。
  但早就被遗忘了:父亲被儿女们遗忘了,先驱者被研究者遗忘了。
  随着从尘封的报刊里,一篇篇文章发掘出来,父亲的形象由模糊逐渐清晰,先驱者的业绩从陌生中日渐显现,我开始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遗忘”——儿女以仇恨代替对父母本性的爱;研究者将一部分对象人为地拒之门外,这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怪事为什么在本世纪屡见不鲜?同时涌来的是痛心疾首的自责:面对“遗忘”,我应该作怎样的精神的承担?我常常为此惶惑不安,既渴望着出书——如我的一位哥哥所说,这本身即是一种赎罪;却又恐惧于出书——它的每一页都将展示我的被扭曲的灵魂与狭窄的学术眼光,使我无地自容,无论作为人之子或者学者。
  书终于出版;我,有足够的勇气正视它吗?有足够的力量思考它吗?
  政治家们、历史家们经常出于不同的目的与需要,在各个场合谈论本世纪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历史,但却很少有人去关注、理会这分分合合对由于种种原因参与其中或受到牵连的个人与家庭的命运的影响,以及更为深远的心灵的影响。这其实反映了我们的历史观念与历史叙述里的问题: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
  而真正埋在历史参与者与波及者们记忆深处的,正是这至今也没有止息的内心的痛苦。最近,因为姐夫的去世,我又多次想起国共两党的分裂在我们家庭的反映:父亲与一个哥哥选择了国民党,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那正是国共二次合作时期)还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常务次长,主持全国农业工作先后达十五年之久;而其余的哥哥姐姐大都是中共党员,二姐、二姐夫和四哥还是老红军、老新四军与地下党员。在作为家庭中的小弟弟、无党无派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我,特别是作为这段历史的研究者的我的立场上看来,这正是反映了国共两党分裂的深刻性:它一直影响到家庭成员内部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而对父兄们的不同选择,我则怀有同样的理解与尊重,同时也认为他们各自都有应该正视与总结的经验教训。但我也要坦白地承认,我对家庭中的几位老共产党员怀有更多的敬意,尽管(或者说是正因为)今天人们对他们当年的选择有着种种的议论。我所敬佩的是,他们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作出独立的选择,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之路的,这在当时是意味着:要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时刻冒着生命的危险,同时也不能获得社会大多数人的理解;更意味着对父兄所选择的道路的一种反叛,而不能不承受中国传统的“无违”为“孝”的道德观念的强大压力。在这个方面,我的共产党员的兄长们是承接了五四传统的:五四伦理变革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根本改变了子女对父辈的依附地位,获得了个人独立选择自己的理想(信念)与人生道路的自由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同一个家庭(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传统的旧式大家族)的成员,在历史的大变动中,各自作出不同的选择,以至在思想、信念上和行动上发生矛盾,有时这种矛盾还会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进步。问题是如何看待与处理这不同的选择。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昔日的统治者变成了流亡者,反叛者成了掌权者。这自然会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命运产生影响。父亲与二哥到了海峡那一岸,身处逆境中仍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努力发展各自的事业,父亲作为农村复兴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对台湾与金门农业的振兴贡献尤大,金门民众为他建有纪念碑。但他们都长期忍受着与家人分离的痛苦,父亲于一九六○年退休,七二年在孤寂中离世。二哥虽于八十年代几度回大陆,也因身心付出太多,而于一九九○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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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8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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