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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一.二八”抗战


□ 赵 晖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驻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悍然发起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
  在这场延续数月之久的局部抗战行动中,当时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起了怎样的作用,他对淞沪抗战究竟持何看法,是研究这段抗战历史时需要加以重点考察的问题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根据十九路军领导者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回忆,认为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对于十九路军在上海的艰苦抗战不仅“按兵不动、坐视不援”,还“克扣军饷,截留捐款”等等(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2~13页)。但随着相关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和解密,上述回忆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质疑。本文仅依据目前已经开放的各种资料,对于蒋介石与“一·二八”抗战的复杂关系作一梳理,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希望得到方家的多多指正。
  
  “一·二八”抗战爆发前后蒋介石对日策略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虽然对于张学良采取的不抵抗主义持默认的态度,但在对日交涉、坚守锦州等问题上,其对日态度明显较张学良强硬。而对于其统治区域的腹心之地上海之安危,他也十分重视。1931年10月初,日军在侵略东北之际,又派出陆战队开赴上海,试图威压胁迫国民政府。蒋介石闻讯后即发电指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290页。)可见其武力保卫上海之决心。
  1931年12月中旬,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第二次通电下野。但在不久后,他在杭州与汪精卫会晤,并达成合作协议。1932年1月下旬,已基本达成合作协议的蒋介石和汪精卫联袂入京;25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赴沪;27日,中政会议决定由陈铭枢暂代行政院长;28日,蒋介石主持临时中政会,决议推选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孙科改任立法院长,罗文干接任外长。(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第308、311、312页。)
  在蒋汪合作安排国民政府人事之际,日方在上海挑起事端。最初蒋汪都主张息事宁人,派张静江等赴上海传达中央意见,要求上海方面在对日交涉中应“避免冲突”、“保全上海”(台湾“国史馆”藏《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82页)。上海市政府因此在1月27日下令市公安局查封“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28日下午2时又答复日方,称中方已接受日本全部要求,愿意尽快取缔各抗日团体,赔偿日方人员物资损失,限期缉拿“凶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64页)。
  虽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对于中方的上述表态表示“满意”(《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第312页),但日本军方却不肯罢休。日本海军第三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在28日深夜11时25分通知上海市政府和公安局,要中国军队立即由闸北撤退,该地改由日军防卫。(《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66页。)5分钟后,日军从占领的天通庵车站向中国军队发动袭击,随后发起全面进攻。
  面对日军的武装进犯,驻防的十九路军此前早已有所准备,该军在1月23日已召开军部紧急会议应对上海局势,会议议决以决死之心进行抵抗,死守上海,“拼完为算”。随后即下达紧急备战密令。1月28日夜,十九路军所部奋起抵抗日军的武力侵犯,揭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第469~474页。)
  在指示上海方面和平解决中日纠纷的同时,蒋介石对于日本可能以武力进攻上海也有所准备。1月26日,他致电八十八师(前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二师)师长俞济时,命其速将该师所属的两个山炮连调赴上海归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指挥。1月28日下午,因上海事端日趋严重,蒋介石与汪精卫初步商定了“积极抵抗,预备交涉”的外交方针。(《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80、87页。)
  29日拂晓时分,蒋介石接到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急电,得知中日军队在上海发生武力冲突的情况。面对日寇的再一次武力侵略,他深感震惊,此前中方采取对日妥协方针,忍辱接受日方全部无理要求,但此后日军仍悍然进犯,凸显其欲壑难填的侵略野心。在此种状况下,改变不抵抗政策已势在必行。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决一死战而已”(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90页)。
  1月29日中政会召开紧急会议,蒋与中政委员讨论竟日,最后决定实施前一天所确定“外交方针之积极抵抗者,先迁移政府于洛阳,免受炮舰之威胁,与之决战,并为长期抗战之策”。迁都之目的,正如蒋在当日日记中所言,在于避免首都遭受日军炮火威胁,被日方胁迫“作城下之盟”(《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96、98页)。中政会议同时还议决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推选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常委,军委会由蒋实际主持。在对日政策上,蒋介石于当日手订《对日交涉的原则与方法》,确定了“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原则,在交涉方法和程度上亦作出明确规定:“方法:一、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二、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程度: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31页。)以避免给日方在外交上有可乘之机。此一原则的确定,实际上宣告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军事上取不抵抗”立场的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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