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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政治”和“微观权力"的浮现


□ 陈小碧

  内容提要: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生活政治”逐渐取代了传统政治而浮现在新写实小说中,它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的生活状态和日常生活,但日常生活也充满了如福柯所言的“微观权力”,有着人与人之间各种利益的较量和争斗。因此,新写实小说的“政治性”可以说是一种表面上“去政治化”的“政治”,它呈现出一种被控制的日常生活态势,普遍表现为被规训和被压抑的状态,而且这种生活中的“微观权力”如同连环套般地不断渗透和发生转换,从而发挥出传统政治难以发挥的作用。
  
  一
  
  对于新写实小说,人们一直都认为它只局限于婚丧嫁娶、饮食起居等日常琐事的书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叙述方式。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政治在传统的语境中,总是被看作是一定经济地位和阶级关系的反映,其核心是关于国家、民族和集体的宏大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新写实小说的确消隐了某种宏大的公共性话语,倾向于个体性的叙事,表现出一定的“去政治化”态势。但正如詹姆逊所言:“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他说的一切事物由于其社会性和历史性而获得的政治性,就是指社会、政治和历史语境对于“一切事物”的政治性的赋予。可见,政治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无法逃避、无处不在的宿命般的指向。那么,在新写实小说中,政治将以怎样的方式呈现?政治性的话题将如何得以延续?
  新写实小说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在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在文学形态叙事内容和表达方式上的相应变化。随着思想解放,传统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淡出,人道主义的盛行,使每一个体的日常生活体验和个人欲望,都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和重视。再加上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市场经济逐渐深入人心,开始打破国家和各级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控制,使市场和人们的需求成为社会运行的主要手段和动力。这就与改革开放前使一切生活都政治化的做法显出了很大区别。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生活的改善被当作最大的政治来经营,之前通过阶级斗争来改变不平等、剥削和压迫状况的诉求方式转变为通过对个体需求的满足,谋求个性的充分展示以达至个体全面发展、自我实现的诉求。但这种方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政治的退场,毋宁说社会状况的改变创造了另一种政治出现的前提。
  这里不妨引入安东尼·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的概念。吉登斯认为当代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已经逐渐消失,他们已经有可能在现有的生活条件下追求个人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发展。基于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新的观察,指出当代社会正由“解放政治”(传统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即由强调阶级区分,企图主要通过暴力方式打破不平等的权力格局的“解放政治”(传统政治),向注重身份、相互关系与生活方式的选择以求个体的自我实现,以及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政治”的转变。除此,他还认为晚期现代性的发展应该体现为“生活政治”的兴起,“如何生活”的问题将被提升为当前社会主要的政治问题。总之,“生活政治”的倡导反映了时代发展的主旨已经由谋取正义、自由的宏大叙事转向了注重微观世界的个人生存状况的转变。然而,当人们在进行日常生活的自我设计和规划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实生活中各种力量的阻止,人们在生活中将会和各种力量发生或抗争、或妥协的各种关系,来逐步达到自己认同的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必然与各种权力之间产生复杂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取向上也类似于福柯所谓“微观权力”。这里的“微观”,强调权力遍布整个社会肌体,是一种如毛细血管般散布在社会空间中的“微小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生活政治”和“微观权力”似乎是一个事件两种不同角度的叙说方式。生活政治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微观权力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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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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