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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进化


□ 邓晓芒

  近读许苏民君的《为“启蒙”正名》一文,感慨良多。该文为纪念不久前去世的我国著名哲学家萧父先生所作,我与苏民都是萧先生的弟子,文章中所说的许多话,都是我想说而未能说出来的。对萧先生的学问和为人,我们都极为尊重和崇敬。在我看来,萧先生是当代中国老一辈学人中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受过西方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的典型代表。他出身于书香世家,工诗词,擅书法,与先他两年辞世的名门闺秀卢文均师母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诗画良缘,在今天的人听来犹如旷世传奇。然而,萧先生当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时(一九四七年)的学士论文做的却是康德的伦理学。而且,我们当年作为改革开放后头两届硕士研究生一进校,中国哲学史的指导老师萧先生给我们上的课居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德国农民战争》。从萧先生那独立不羁的言谈风度和经常忍不住拍案而起的狂放激情中,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强烈的启蒙气息和批判锋芒,这经常使我们这些如饥似渴的听众血脉贲张。
  然而,我们这一代学人的独特经历注定了我们不可能再无条件地接受任何未经自己思考和认可的观点或信条,而这也正是萧先生特别看重我们这批学生的地方。当年的研究生讨论课上那种发生激烈争论的场面,已经不是今天的学生所可以想象。记得当时我对萧先生所提出的一个理论持保留意见。他认为中国文化要吸收西方文化,必须要有一个本土文化的“接合点”或“生长点”,否则嫁接过来的胚芽便不得存活。这实际上是萧先生的夫子自道,他本人就是从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了和西方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思想的“接合点”,并从这种接合点来理解西方启蒙思想的。这个接合点在他看来主要就是中国的道家思想,包括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和魏晋士子的个性自由思想;最后则体现为明清之际儒道佛合流之后的一大批反专制的思想家的“启蒙思想”,它们是我们固有文化中已经出现的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相呼应的本土根芽。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一般地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一定要在本土文化中有自己特殊的基因,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拿来”的,只除了一种基因是必须要有的,这就是共同的“人性”。否则的话,那些没有道家传统或别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例如非洲土著民族)就根本不可能接受甚至了解其他文化(如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了。至于接受了文化的传递之后必然受到本土文化的变形,这只是结果而不是接受的前提。萧先生当时并没有反驳我的这个异议,似乎还有点欣赏我的见解。不过我们始终没有就这个问题正式展开过讨论,而只是私下里交换过意见。那时他已经以“明清之际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这一论点而蜚声于海内外,苏民兄说我给萧先生这一论点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其实真正釜底抽薪的就是这一观点,而不单是他所认为的我对“启蒙”一词的词源学解释(见苏民兄文,载《读书》二○○八年第十二期)。
  当然,我这一观点在当时还只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观点,即文化的传播不一定基于文化传统中已有的共同性,而只须基于人性的共同性。但通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及我自己对西方文化的更深入的研究和了解,我把这种消极的观点推到了一个积极的层次:自身文化传统中与异文化已有的共同性总是相对的,它在接受异文化的最初阶段有可能使这种接受在表层上较为顺利,然而在一定时期就会掩盖其中的差异性,成为两种文化更深入一步融通的障碍,甚至使这种接受毁于一旦;这时就需要对这种貌似共同性进行“陌生化”的再反思,发现同中之异,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向异文化学习、使自身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动力的契机。上世纪九十年代,基于这一论点我又提出了“新批判主义”的文化自我批判理论,试图从我们对西方文化误解而不自知的状况跳出来,反思我们之所以不自知的传统思维惯性,建立文化批判的自我意识机制;进入本世纪,我开始对中国现代的两次启蒙运动进行再检讨,包括对鲁迅思想矛盾的分析,力图让中国启蒙思想摆脱传统士大夫要么用作政治工具、要么用于个人解气的两大陷阱(如鲁迅自我批判的:受韩非和庄子的影响,“时而峻急,时而随便”,“有时只为了和人捣乱”),而提升到一个真正能够“立人”、即为个体人格建立理性基础的层次。这就是我二○○七年发表《二十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一文的思想来历。该文在苏民兄的《为启蒙正名》中成了主要批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与萧先生分歧的延续,因为苏民兄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萧先生的观点。
  显然,我和苏民在继续高举启蒙的大旗、为思想层面的改革开放开辟道路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苏民对拙文的不满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夸大了中国“启蒙”和西方enlightenment的差异性;因而我对中国这两次启蒙的评价过低,即认为这两次启蒙都有一种不自觉的“反启蒙心态”,在理论上没有留下什么永久性的成果;其二,又因为我的评价是立足于对中国启蒙思想中传统文化印记的反思和批判之上的,所以也就是对中国明清之际启蒙这个“接合点”的评价过低。附带还有一点是,他说我“把那些热衷于统治权力的政治活动家误以为是中国启蒙学者了”,这是一种明显的“范畴错置”。在此我想稍做一点回应和澄清,以便把我和萧先生未能展开的讨论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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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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