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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性别与发展


□ 李小江

  玛丽·约翰(Mary John)博士是印度尼赫鲁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KARTINI(亚欧高等院校妇女/性别研究合作网络)专家组成员。此次对话在她的建议下启动,经过半年的准备,在多位学者的参与下于二○○四年九月在大连完成。
  
  “全球化”问题
  
  李小江(以下简称李):最近几年,西方的左派一直在批判“全球化”,因为从表面上看,劳动市场的全球化直接损害了西方国家工人和农民的利益。现在一说到“全球化”,好像就只是资本家、跨国公司受益。中国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前不久,我们和在大连的日资企业的工人座谈,他们从个人角度谈到“全球化”的影响,绝大多数人的评价是正面的,认为“全球化”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他们的工作能力和生活水平都大大改善了。可见“全球化”在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你谈道,印度的左派反对“全球化”,我的问题是:“全球化”在印度对底层社会的影响是否也会与西方的有所不同?如果不同,你们的左派在代表谁说话?我想了解,印度底层社会的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他们在哪些方面受损?哪些方面受益?
  特拉斯威尼·尼兰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印度班加罗尔文化与社会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特):我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混合体,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确实得区别去看。在印度,“全球化”是带来了很多新的公司,新投资建立的企业创立了很多工作机会,确实,有些工作招收的女工更多。在农村,农民和农场主并不知道“全球化”是什么,对他们来说,只是今年的农产品落价了,卖不出去了,为此数千人自杀,“全球化”对这些人来说就是一种灾害。如棉花公司兜售的转基因种子,你每年都得买,被它套住了。这都是世界银行参与做的,对农民的影响非常大,在中国,有一天你也会看到这一点,看到“全球化”另外的一面。 反“全球化”是一个很大的运动,工会和工人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更多的反“全球化”运动有关动物保护、环境保护,以及反资本主义等等也都包含在内,我认为这是另一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各种不同的声音。
  李:问题就在这里,关于“全球化”,来自知识分子的“正面”的声音似乎只能有一个,就是“反”。把这样重要的历史现象变成政治运动,一说到它就要你表态,然后就是打仗,好像是一次新的“站队”,你反对它,你就是“政治上正确”。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无论对“全球化”还是其他任何社会现象,首要的是认识,根据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不同情况,具体问题做出具体分析,这才有可能发出不同的声音。能不能把“反对”或“支持”这种情绪放一放,先把问题弄清楚了再说?不要拿其他地方的例子说事,先把你自己这里的情况弄明白行不行?比如在今天的中国,绝大多数人(包括农村和边远山区)是希望介入到“全球化”之中的,想“进去”(进入外企),想“出去”(出国),因为事实证明“进入”和“出去”的人多半已经从中受益了。也可能明天会出现新的问题,但那是以后的事,是发展中的问题。今天你不让他“进去”就不行,就等于剥夺了他可能发展的机会。因此,在我们这里,如果你真要代表大多数人说话,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你就不能仅仅从“后现代”的角度出发,还必须从“现代的”乃至“现在的”立场出发去认识问题。
  特:这种研究在中国已经做了吗?
  李:已经有些人从不同的领域做专门的研究。中国有一个词,大家都很熟悉,叫“走向世界”,这是中国进入“全球化”的一个前奏,一块舆论的敲门砖,中国人是在“走向世界”的总动员中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全球化”的,这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大一样。
  玛丽·约翰(以下简称玛):我感到中国的情况和印度的不同,你们有社会主义背景,你们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全球化”的。在“全球化”过程中,你们这里有很强的国家的保护作用,政府对很多事情可以进行控制,还有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传统,强调国家主权和底层人民的利益。在印度就没有这些,我们每个人都好像是裸露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面对强大的西方势力,面对跨国资本,觉得很无力,很孤单,只有团结起来一致反对才有力量。
  
  性别的策略
  
  李:但是在女性/性别研究领域好像就不是这样,西方女权主义借助“全球化”在世界范围迅速传播,几乎是畅通无阻的。女性/性别研究起源于美国和欧洲,在西方社会至今是弱势的,当它进入中国时,以“话语”和资金为载体,通过各类基金会的推动,很快成为强势,只要你做“发展”项目,你就得知道“性别”,在印度也是这样吗?
  玛:有意思的是,在我研究“性别”这个概念时发现,它在印度是作为一种捐赠的概念出现的,而不是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概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性别”进入思想界,是以“关系”的方式进入的,似乎就是指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要谈性别,你就不能只谈女性,必须把男性、男性的标准同时考虑进去——这就是“性别”进入印度的方式,确实也跟西方的基金会有关,是以“捐赠者”的身份进入到印度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妇女组织和女性主义者反对引用它,因为在印度,我们经常使用“父权制”来解释类似男性权利的东西。“父权制”这套解释系统在印度非常有用。即使现在使用“性别”这个词,也要涉及到“父权制”,很大程度上,这只是试图使福特基金会这样的美国捐赠者满意,因为他们要求你把“性别”这个词儿加到你的项目里去。但我很肯定“性别”的使用,我认为它是建设性的。尽管“性别”不能取代“父权制”理论,但我们可以用性别视角看印度社会,因为这个社会中与男女相关的一些因素诸如阶层、种姓等问题,非常复杂,不能完全放在“父权制”系统中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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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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