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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也纳学派看古印度逻辑学派


□ 高山杉

  哲学家殷海光(一九一九——一九六九)是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的宣传家,是逻辑学家金岳霖和佛学家熊十力的学生,对现代数理逻辑和古代印度佛家逻辑(因明)都有相当的了解。可是,他在其名著《逻辑新引》里,却认为全部印度逻辑可以用佛家的因明括尽,而因明则是“宗教思想的附产品”,与现代数理逻辑学“在内容上并不相同”,为使学问严谨计,不妨将其从真正的逻辑学中请出去(《逻辑新引》,104—105页,台湾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一九八七年重印本)。他这些话虽然只是对佛家因明说的,不过按照他的思路,佛家因明既然可以括尽全部印度逻辑,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论说,整个印度逻辑都应该从逻辑学中请出去。
  但是,印度逻辑绝不能用佛家因明括尽。殷海光这么说,可能是受了熊十力的影响,因为熊十力了解的印度逻辑,确实只有佛家因明一派。说得再精确一点儿,还是因明中经玄奘传到中国来的印度佛教学者陈那的早期之说。陈那是大乘佛教哲学家,公元五六世纪之间人,在印度逻辑史上是分水岭式的人物。以他为界,印度逻辑史划为前、后两期。在陈那身后,不论是在佛家内部,还是佛家之外其他哲学宗派里,印度逻辑都有长足的进步。这些进步,一方面表现在古印度这些逻辑学派独立发现了现代数理逻辑学的一些原理,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从哲学观点上越来越接近殷海光推崇的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的反形而上学思想。古代印度逻辑的这些新发展,都是只知道汉传佛家因明的人所不了解的。
  对印度古代逻辑的这些新认识,都是近五六十年来国外哲学界、印度学界发生的事。如今,用数理逻辑学、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乃至英、美语言解析哲学的方法,比较研究古代印度的逻辑学派,已经成了一门很发达的学问。举其中有名的人物和重要的工作,如华裔学者齐思贻用数理逻辑把陈那的逻辑体系形式化,日本的服部正明译注陈那代表作《集量论》第一章,美国的史达耳(Frits Staal)比较印度逻辑学和数理逻辑学、句法学、语义学。特别是印度哲学家马提拉(Bimal Krishna Matilal),数十年如一日从事古代印度逻辑学派、逻辑实证论和英美语言解析哲学的研究,大有从数理逻辑学、句法学、语义学和科学哲学方面打通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意思,最值得我们注意。这个很有生气的学术潮流,我想现在国内留心西方哲学和印度学发展动向和文献的人,或多或少可能已经觉察到了。所以,现在学术形势的发展完全与殷海光在《逻辑新引》里提出的观点相反,古印度逻辑学派已经被看成是发展出与现代数理逻辑学有同样性质的形式逻辑学,而且被正式载入西方人写的形式逻辑史史籍中(参见波兰裔瑞士哲学家、逻辑学家波亨斯基的经典著作《形式逻辑全史》讲印度逻辑的部分)。
  在此之外,还有更重要、更有趣的一点也是殷海光写《逻辑新引》时没有料到的。就是虽然同为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的同情者,英国哲学家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1910—1989)和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奎因(Willard Van O. Quine,1908—2000)却没有像殷海光一样,对古印度逻辑学派抱一种完全批评和排斥的态度。正相反,艾耶尔对古印度逻辑学派反形而上学的思想产生了共鸣,而奎因则为印度学者发现古印度逻辑学派与数理逻辑学之间有相似点提供过重要的帮助。限于学力,我不想在这里细谈学理方面的问题,而是只从艾耶尔和奎因生平中各取一件事,介绍他们是如何作为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和逻辑实证论的同情者,来看待古印度逻辑学派的。
  维也纳学派除逻辑实证论以外,又称逻辑经验论,是奥地利哲学家莫里茨·石里克一九二二年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时成立的一个哲学小组,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年轻的逻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们定期集会,讨论逻辑、科学和哲学上的各种问题,强调在哲学研究中使用新的逻辑学方法(现代数理逻辑学),并且依据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建立一种“科学世界观”,反对古今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思想。维也纳学派一出现,就受到同时代形而上学派别的排挤,命运十分坎坷,石里克最后还不幸被人杀害(当然不必完全是出于哲学上的原因)。正如维也纳学派惟一的中国成员洪谦一九八○年重访维也纳时说过的:“自从一九三六年石里克被谋杀以及奥地利被纳粹吞并之后,不仅维也纳学派这个学术团体,就是从马赫开始,经过玻尔兹曼继续下来的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都在维也纳大学中消失了。以后,代之而兴的,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杂质的新黑格尔主义以及新托马斯哲学。简言之,当前维也纳大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和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是完全对立的。这是维也纳大学近百年的历史中罕见的现象。”(《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245—246页,洪谦著,香港三联书店一九九○年)
  维也纳大学哲学风气变化的背后,是维也纳学派代表的“科学世界观”和旧的形而上学派别之间的对立。借我们过去常用的老话说,就是“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艾耶尔就是在这种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参加了维也纳学派的讨论会。一九三六年,他整理在维也纳的研究所得,撰写了一本《名理新探》(Language,Truth and Logic)。《名理新探》写得清新可读,再加上不使用数理逻辑的“密码”为难读者,所以变得很流行,被奉为维也纳学派的教科书。现代维也纳哲学界有这种“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古代的印度哲学史上也有过与之近似的“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斗争的一方面是代表有朴素、自发科学精神的逻辑学派,即佛家因明和佛家以外如正理派、弥漫差派的逻辑;另一方面则是代表形而上学的吠檀多学派。根据权威的印度哲学史家的说法,吠檀多学派在印度文明史上虽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对印度的数学、天文学等数理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从没产生过什么积极影响(参看日人中村元的A History of Early Vedanta Philosophy,tr. Trevor Leggett and etc., Motilal Banarsidass,1983,p.323-329)。要说真正对印度古代科学发展有积极贡献的,还是古印度的各种逻辑学派。因此,从与科学的关系来看,古印度的逻辑学派与吠檀多学派是完全不同的。对这个问题,原东德研究印度哲学史的第一权威鲁本(Walter Ruben)说过一句“有高度概括性”的话:“吠檀多学派和逻辑学派是印度封建社会时期两股主要的对立思潮。”(Studies in Ancient Indian Thought, Calcutta, 1966, p.45, note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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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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