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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篆刻流派与名家


□ 刘绍刚

民国篆刻流派与名家
刘绍刚

清王朝的推翻,中华民国的建立,使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轰然倒塌,各种新思想、新学派流入中国,给传统文化以巨大的冲击。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使民主、科学的思想渗入到了更多中国人的心中,在学术、艺术界的各个领域里,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引领风骚的大师级人物。然而,整个社会的大变革,似乎对印坛的影响甚小。篆刻艺术遵循着其内在的规律,平稳而不失亮点的向前发展着。
纵观民国时期的印坛,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
晚清四家中,吴昌硕所出最晚,他一直生活到民国时期,同时对民国印坛的影响也最大。他的雄强、浑厚的印风,对民国时期的印人予以极大影响,“吴派”篆刻传人在民国印坛中几乎占了半壁江山。黄牧甫取法三代金文及汉金文入印,其爽利的刀法,在数百年印林之中几乎无人可以匹敌。他所创立的“黟山”一派,在民国印坛上是可以与“吴派”相抗衡的一宗。吴让之、赵之谦的印章虽未以流派形式流传,但也被各家所吸收;在圆朱文创作上,赵时㭎、王福厂各领风骚,并能有超越前人之处。晚清四家之外,被陈介琪、潘伯寅等金石家所激赏的王石经,以摹仿秦汉印、无半点时人习气而著称,其后续者,也延绵不绝,在印人之中别开一席。
民国时期的印坛,是“百花齐放”的时期。
与皖、浙二宗“各领风骚数百年”相比,民国印坛是多家并立,风格各样,印人们大多不宥于某家某派的藩篱,而是转益为师,兼容并蓄,后世印学研究者,有时很难把某一位印人归入某家某派之中,马国权在论及近代印人时,就曾感叹道:“印人对印艺的研求,主要来自师承,也有转益为师,形成师承的交叉重叠;私淑同样可以成才,且有泛滥诸家而一炉共冶者,亦有印风前后更迭,判若两人者。类此比比皆是。因此,要把印人归到某一流派去,殊非易事。”(《近代印坛鸟瞰》——《近代印人传》代序)因此,对民国印坛流派的划分,亦是见仁见智。难以一家之言定论。下面,仅将民国印人分为以下四派,以门派为纲,兼述其属下印人。

一摹印派

自明清以来,在吾衍之《印学三十五举》的影响下,印人均以“印宗秦印”相标榜,治印也几乎可以与“摹印”划上等号。然而或因识见不广博,未得秦汉之遗韵,或各出己意,在印章上另辟蹊径。除明代朱简、汪关之外,能得秦汉遗规者甚为罕见。清末民初的王石经,则是在追摹秦汉上卓有成就的一位大家。
王石经(1833—1918),字君都,号西泉。山东潍县人,与陈介祺(簠斋)同里,并从之游,因此能得见陈氏家藏玺印近万方及各种金石拓本,眼界不可谓不富。所作摹秦汉印,得规矩、清雅之风,端庄大方,与流派印中求新、求变、追求个人风格的主张截然相反,这大概与收藏家兼金石学家陈介祺的影响有关。陈介祺尝言:“至汉印,人止知烂铜,而不知铜原不烂,得其刀法愈久愈去痕迹则自佳,此所常与西泉共论者也。”王石经的印章,力矫浙派的切刀营造破碎而求“古朴”之弊,刀法整饰。在陈氏的眼中,赵之谦印章中的“个性、风格”都在“时人习气”之列,因此他以为“西泉似不让叔也”(《秦前文字之语·致潘祖荫书》)。王石经的印章,最受收藏家、金石家的喜爱,潘祖荫见到王石经自辑印册,“亟推为天下第一。”(《西泉印存》宋书升序)足见在许多金石收藏家的眼中,摹秦汉最为正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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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物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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