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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的士人服饰


□ 胡 迅

  褒衣博带是魏晋士人的总体服饰形象。《晋书·五行志》称:“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至此,风流倜傥的宽衫大袖便发起于文人雅士之间,流行于朝野上下,以至平民百姓、奴仆侍者都追随效仿,足见风气之盛。魏晋时期的大袖长衫是在深衣上下连属的祖型之上形成的变体,比之前朝袖口有祛的袍服式敞口大袖衫,越发显示出几分灵动和超然的气质。试想,秀骨清像的文人雅士裹服在飘逸的褒衣博带中,屹立于林泉之下,真有一番独立尘世的清高傲岸。
  魏晋士人褒衣博带的装束在当时还不仅仅是一种着衣的风尚,还有着服饰背后更为深层的社会原因。自魏尚书何晏服食丹药以来,上流社会便对长生不老、增益容颜的玄术纷纷效仿。鲁迅就早已把魏晋人服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讨论,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关于服药后的身体反应和服饰的关系有这样的论述:“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讲究高逸,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般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以后,因为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们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这种苦,是想借助肉体的痛苦来发散心中的悲苦,这种苦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找的苦,想以此换来延年益寿、容光焕发,以至最高层次的人格升华。这些都需要承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与修炼,将药石的神力引领到人身上,这一过程必须经过痛苦的磨砺,而这也正是魏晋士人张扬个性的独特方式之一。
  然而魏晋六朝在士人情怀的影响下,毕竟还是呈现出了新的美学理想,认为“芙蓉出水”比之于“错采镂金”是一种更高境界的美。晋《东宫旧事》称:“太子纳妃,有白觳、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缨。”又有《修复山林故事》称:“梓富有练单衫、複衫、白觳衫。”可知晋人尚白,不论婚丧均常用白色薄质丝绸制作衣衫,清逸飘洒。服饰颜色以白为贵,这是魏晋士人独有的着装特色,与中国传统民俗心理有较大区别。对于服饰色彩,中国人一向喜爱浓烈喜庆的颜色,对于官服、祭祀礼服,各朝各代更有严格的规定。自周朝的“上玄下纁”至春秋“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诗经·国风》),直至清代朝服,都是以颜色明艳的正色显贵,而平民只能着本色麻衣或绛染为褐土色。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的服饰观是极其重视色彩的,而惟独在魏晋时期空前绝后地崇尚白色服饰,这与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是一致的。身着白衫、面容清朗的名士有如闲云野鹤般超然脱俗,临风清谈中更显神超形越,不染尘滓。因此,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的白色成为一尘不染品格的最佳表现,呈现了当时审美的最高境界。
  魏晋士人除了在衣饰、姿容上具有清素超然的特征外,更有一些超出常规的服饰行为,以披发跣足、蓬头垢面来显示不拘礼俗,被人们誉为放达的“魏晋风度”,其审美意趣也绝不在油头粉面之下。凡事不因循旧规、我行我素,把压抑的人性解放出来,张扬开去,这些行为特征与其他时代相比,也无疑是标新立异的了。“竹林七贤”的刘伶在屋中裸体待客已是史中常话,而阮籍也以裸体显放达,以散发去巾示悖俗,以至把这种习气传染给了与其志同道合且放浪形骸的人们,一时裸袒之风蔓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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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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