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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


□ 李治安

李治安

  摘 要:元朝统一后,南方与北方差异依然存在,导致国家制度层面亦呈现南、北因素的并存博弈。由于元政权北制因素势力过分强大,北方制度向江南的推广移植明显多于南制因素的保留及北上影响,初次博弈整合的结果,北制因素稳居上风。元明鼎革,承袭元朝制度颇多,朱元璋、朱棣的个人因素与社会关系等力量的交互作用,致使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那次整合仍然是北制多占优势。明中叶后又实施另一次整合,且改为南制占主导。先后经历元朝、明前期以北制为主导和明中叶后南制为主导的三次整合,明后期才重新回归到代表唐宋变革成果的南制方面且得以升华发展。此乃元明二代因南、北差异而展现的社会整合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走势。就社会形态的核心——社会关系而言,主从隶属依附,大抵是北制的要害;租佃雇佣,大抵是南制的真谛。

  关键词:元 明前期 南北差异 整合发展

  2003年,史乐民(Paul Jakov Smith)、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等美国学者提出,在唐宋变革和晚明、清繁盛之间存在所谓“宋元明过渡”,但其编著的论文集内又含有以江南为中心连续探讨中唐至明清社会演进等不同看法。近年,笔者也曾撰写文章,论述了类似问题。萧启庆教授、王瑞来教授也发表讨论近古南、北发展歧异及统合变迁的文章。以上诸文,各自立足于不同的视域或角度,探索争鸣,不断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宋元明过渡”说究竟能否成立?南、北地域发展差异与宋元明历史进程之间究竟存在何种联系?唐宋变革和晚明、清繁盛之间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又如何?这些问题相当复杂,恐非一己一文所能论说明白。笔者重点聚焦于南、北地域差别及社会关系的变异,再做如下尝试性探研。

  一、元朝的北制本位与北制因素的诸表现

  继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后,蒙古铁骑南下,建立了统一南北的元王朝。在元世祖采用汉法的同时,也构建起蒙、汉二元复合体制。这也是君临南、北不同质文明的适应性产物。因军事征服时间先后,反映地域差异的北制及南制(或因素),还相对呈现为前、后两种形态。元朝建立之际的北制及南制,应分别指蒙古草原旧制(包括契丹、女真旧俗遗留)和原金朝统治区的中原汉法。两者在忽必烈即位后的十余年间已大抵完成整合融汇,共同构成了元朝的基本制度。平定南宋统一全国以后,则呈现新的北制与南制(或因素)的并存。此时的北制,即为承袭蒙古草原制度、金朝后期汉法制度以及若干契丹、女真旧俗遗留的混合体;南制指反映江南社会经济状况的原南宋体制。本文所讨论的北制及南制,主要是指平定南宋统一全国的后一种形态。

  根据萧启庆教授的研究,元统一以前的南宋与金朝、南宋与蒙元对峙的150年间,南方与北方的地域差异突出,“经济、人口的逆退及南北不平衡的扩大都是金、元统治的后果。在社会方面,金、元统治不仅造成中古、近世质素并陈的现象,也扩大了南、北区域社会的差异”。吸收萧教授等前贤的研究成果,笔者进而认为,元统一后南方与北方的地域差异依然存在,甚至在国家制度或体制层面亦呈现南、北制因素并存博弈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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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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