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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侯孝贤电影及其引发的思考


□ 李宗彦

  一、沉沉低吟:走向终结的自恋
  
  作为当下台湾影坛的领军人物,侯孝贤在艺术上的成就无须置疑;另一方面,由于对个人风格近于迷恋的执着,侯孝贤已经坠入了个人风格的陷阱而无法或不愿自拔,这种氤氲迷雾的艺术匠气正制约着他的视野。
  在题材选择上,侯孝贤特别钟爱青春成长题材。由于远离了青少年时期,这种题材往往容易加入创作者个人的回忆,带有或浓或淡的自传色彩。从《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到《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总能看看到侯孝贤对青春的书写,这种书写是拉开时空对青春和成长进行审美关照,很多杂质已经被过滤掉了,再次回眸往事,便有了“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宽泛地说,《好男好女》、《南国再见,南国》、《咖啡时光》、《最好的时光》归于青春题材也未尝不可,青春成长题材是侯孝贤影片的一条主线。
  侯孝贤还热衷于乡土题材的影片,“唯有从乡土中长出来的东西,才能深深地感动人。”在他的作品中,乡土是美好的,有田园牧歌般的情怀,而工业文明和大都市作为农业文明和农村的对立元素,是与自然和人性相抵触的。侯孝贤眼中的乡土生机勃勃,青少年们质朴的生长,尽管他们也打架械斗,但这种械斗显露的是人的野性和活力,都市却充满欺诈,是个肮脏的所在。拍摄《风柜来的人》时,编剧朱天文送给侯孝贤一本《沈从文自传》,“看了后顿觉视野开阔,我(指侯孝贤——引者注)感觉到作者的观点,不是批判,不是悲伤,其实是种更深沉的悲伤。沈从文看人看事不会从某一个角度去挖,去批判。那些人的生生死死,在他的文字里是很正常的,都是阳光底下的事。”此后,沈从文给了侯孝贤难以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两位性情相投的知音穿越时空的遥相呼应,二人都平和冲淡,拙朴敦厚,对中国传统文化最精髓的部分悟得极深。如果把农业文明视为人类的童年时光,我们会发现对乡土题材的热衷,实际是侯孝贤无法割舍的青春情结的变相表现。或许,可以把侯孝贤的乡土题材称为另一种青春题材。
  除对青春题材作描述外,侯孝贤把目光瞄向了更宏阔的社会变迁。侯孝贤想做的不仅是一个抒情诗人,《悲情城市》通过一个家庭反映台湾“二二八起义”,《好男好女》关于爱国青年在抗战期间的不幸遭遇,将批判锋芒直指当局。《悲情城市》是台湾第一部在国际A级电影节获最佳故事片大奖的影片,也是侯孝贤拍得最苦最累的一部片子。这类影片较之青春题材的影片,观赏性普遍较差。《悲情城市》已经成为侯孝贤的代表作,长镜头、定镜拍摄、空镜头、以情绪统摄的“气韵剪辑法”,侯孝贤最典型的艺术手法都可以在该片中发现,过度雕琢的后果是清新气息全无,这对于神往追求古典空灵虚静美学的侯孝贤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长镜头固然会产生冷眼观生死、超然物外的叙事效果,但用得滥了,效果未必好。“《悲情城市》2分钟以上的长镜头不下20个,《海上花》片长110分钟,却只有40个镜头,每个镜头的长度平均达到了2,75分钟。”再加上侯孝贤好用定镜拍摄,造成了整体上的叙事拖沓,节奏缓慢,气氛压抑,这在《戏梦人生》等多部影片中也表现得很明显,成为侯孝贤不容易被现代大众接受的一个原因。《海上花》和《最好的时光》的“自由梦”段落是侯孝贤很少采用的古代题材,这两部影片以富贵典雅的黄色为主色调,精致考究,大量采用淡入淡出,力图制造抒情的气氛,少了鲜活的生命力,如一只翡翠烟壶,玲珑剔透,却总带着些逝去的朦胧,影片的情调像极了张爱玲笔下的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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