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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谱系与知识镜像


□ 万俊人

  四十年前,业师周辅成先生主持编译了两卷本《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交付商务印书馆刊印。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九六四年上卷出版后,下卷却迟迟未能杀青,直到一九八七年,两卷才得以完整刊出。业师从学之时,西学东进之势强劲如潮,然西方伦理学却迟迟难越雷池。这或许与中国之为“道德文明古国”的文化传统身份或特殊地位多有关系。按陈独秀的说法,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开放乃是这一展开过程的最后阶段,是国人之最难“觉悟者”。不难理解,道德文化或社会“精神气质”的改变肯定难于器物功能的改变。因此,西方伦理学进入现代中国当然也只能是西学东渐的最后一波。事实上,国人对西方伦理学的知识援引只是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才真正开始,而业师的两卷编译则是这一知识援引事业的标志性成果,至少可以说,绝大部分中国伦理学人都是通过这部两卷本的西方伦理学名著编译,获取西方伦理学的原始知识地图的。
  西方伦理学的知识传统源远流长,用文本选集的方式所呈现的西方伦理学知识图像,显然只能是一幅粗略的知识草图。但文本选集的方式曾经是、且在我看来依然是我们了解域外文化和知识的一种简明可为的有效方式。近年来,有关西方哲学的原典移译总体上已经转向对学者或学派之代表性文本的系统翻译,即便如此,一种“面”的文本了解仍然具有“点”的文本了解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譬如,前者更有助于呈现学科知识谱系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更有助于专业知识的非专业化普及;更便于有关学科教育课程的普遍开展等等。
  业师的两卷本《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呈现了西方古典伦理学的知识图像,而我则希望,我们编选的四卷本《二十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能够延伸前书已经呈现的西方伦理学知识谱系,从而使整个西方伦理学知识图像的呈现更为完整连贯。学术或理论文本的经典性首先应当体现在文本自身持续长远的思想影响力和理论典范性上,而这又需要一定的时间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的西方伦理学文本冠以经典之名确乎有些冒昧。但我之所以明知故犯,是基于这样两点考虑:其一,我们所选编的大部分文本已然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检验,并被公认为二十世纪西方伦理学的权威性文本。其二,文本的经典性总是相对的,伦理学文本的经典性更是如此。我当然不是想用后现代主义的解释方式,来消解现代理论经典及其学术权威性,而仅仅是想表达这样一种见解:任何理论文本的经典性首先是由它所表达的思想之时代特征和理论创造性价值所赋予的,其次是由它对于某一学科的知识创新贡献所赋予的。
  对于读者来说,文本总是具有“他者”的文化特性,西方的文本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自然就是更遥远、更陌生的“文化他者”,而由于作为文化的道德伦理的知识有着比其他知识更为敏感的“文化意识形态”特征和价值征服性(权力)话语功能,所以,西方伦理学的知识文本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就更可能产生某种精神隔膜、甚至是某种文化恐惧了。事实上,西方伦理学知识图像的中国呈现一直都是不太完整的,有时甚至是模糊不清、扭曲变形的。其所以如此,不仅仅是由于人们显而易见的社会政治原因,或者因为“政治意识形态”之故,而且也由于我们不易察觉和承认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原因。就前者言,由于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道德伦理问题仅仅看作是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上层建筑内的问题,忽略了道德伦理作为社会文化精神的普遍意义,因而不可避免地把西方伦理学知识化约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原则本身,始终对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惕和文化抵触。就后者论,由于各文化传统之间有着天然的文化异质性,道德伦理价值层面的“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始终是阅读和理解异域伦理学知识文本的一个难以逾越的文化—心理障碍,而具体到现代中国知识界,这种文化心理隔膜往往更容易成为文化守成主义的一个有力的借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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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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