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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为友谊的比赛” ——从陈垣与胡适的争论说到早期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代典范


□ 葛兆光

葛兆光

  摘 要:1933年胡适与陈垣关于《四十二章经》和《理惑论》译述时代的争论,虽然没有最终结果,但争论中提出的研究方法问题非常重要。通过追溯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与陈垣的这一争论,以及中外学界有关《理惑论》和《四十二章经》问题的研究,叙述西洋和东洋的佛教史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在20世纪上半叶如何影响中国学界,并揭示中国学界如何回应这些问题与方法,逐渐形成有关佛教史的现代研究进路,由此可以探讨现代中国学术界有关早期中国佛教史研究方法与研究典范的形成。

  关键词:胡适 陈垣《四十二章经》《理惑论》佛教史研究

  引言

  1933年,在中国宗教史研究上是相当重要的一年。

  此前,道教史研究领域虽然有一些零星的道教著作和论文,但或未完成而不能呈现其思路(如许地山),或为概论而论述不够深入(如傅勤家)。可是在1933年,因为有了胡适和陈寅恪的两篇论文,中国学界的道教史研究有了一个新起点。而在佛教史研究方面,此前的沈曾植、梁启超、欧阳渐以及吕潋等人,虽然已经开始接受西洋或东洋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佛教传来、佛典整理、佛经翻译、疑经伪经都有了新研究,已经开启佛教研究的现代之路。但是,在佛教史研究上,毕竟还没有呈现出中国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其中,1929年以来胡适陆续写成关于禅宗史的系列论著,因为用了敦煌新资料而大有斩获,但禅宗史毕竟只是佛教史的一个支脉。然而在1933年,陈垣与胡适为《理惑论》和《四十二章经》问题进行的书信讨论,则涉及文献与历史研究中相当多也是相当根本的方法论,并引出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许多问题。事后,虽然陈垣很客气地对胡适说,这只是“聊为友谊的比赛,非敢与大军对垒”,但实际上双方对这一次争论都很在意。从后来的学术史进程来看,中国的佛教史研究,恰恰因为胡适和陈垣两大学者的这一争论,获得了进展。

  关于胡、陈的往复讨论,陈以爱曾经在《30年代胡适与陈垣的几次学术交涉》一文中作了详细的学术史研究,不过,陈文主要讨论胡适和陈垣的学术关系,并不是谈论佛教史研究的问题,因此在这里笔者再次讨论这场争论,并将讨论重心放在佛教史的问题上,即通过胡、陈论争,来探讨中国学界对于佛教史乃至宗教史研究的现代方法与研究典范之形成。

  一、争论缘起:《四十二章经》是汉代作品吗

  事情起自胡适《四十二章经考》(《胡适论学近著》第1册)一文。胡适认为,《四十二章经》为汉代译本,依据是,《后汉书》记载后汉人襄楷曾经引用过其中的典故。这一点,并不是胡适专门研究佛教的斩获,而是在研究道教文献时的副产品。早在1931年5月30日胡适就发现,梁启超所说《四十二章经》是伪经的结论,可以被《后汉书》卷60所记载的桓帝延熹九年(166)襄楷上书所否定,因为在这份上书中,有“不三宿桑下”和“革囊盛血”两个典故,他认为就是出自《四十二章经》。因此,他认为《四十二章经》似应是后汉的作品,“襄楷必曾见此经”。从《胡适书信集》中可以知道,两年之后,也就是1933年3月22日晚上,胡适在读道教重要典籍即陶弘景编的《真诰》时,又发现其中《甄命授第二》这一部分中,居然抄袭了佛教的《四十二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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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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