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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钱端升


□ 陈夏红

二○○二年政法大学校报复刊四百期纪念时,我正年富力强,对新闻采访几近走火入魔,整日扛着《中国政法大学校报》的金字招牌,东游西逛。时值法大五十周年校庆前夕,在一个初夏的夜晚,我和我的搭档联合采访了钱端升铜像的捐赠者唐自熙先生;如今采访唐自熙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铜铸的钱端升也依然孤单地站在那里,与有着革命历程但和法大没多少关系的谢觉哉老人相对无语。到了二○○五年校报复刊五百期之时,有一场关于法大文化建设的讨论,我睹物思人,心想大学品格的终极不就是对人的尊重吗,于是又想起了钱端升。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钱端升已是耄耋老人。晚年钱端升了却了两个心愿:一个是他在一九八一年八十一岁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一件事则是在更晚些时候,钱端升分两次把自己劫后的手稿和藏书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对于第一件事情比较好理解,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钱端升放弃了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紧跟形势,写出《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等文章,一九七二年费正清来华访问时,钱端升曾以加重语气告之曰,“中国将在今后五千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云云,积极向党靠拢,尽管历尽磨难却矢志不渝,至死未悔。那么对于后一件事情我就理解不了了,好赖您钱端升曾是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呢,怎么就那么轻易地让肥水流入外人田呢?您看现在法大有人给您树碑立传,可是北大却始终看不出什么大的动静。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以为钱端升老糊涂了。
事实不尽然。许章润先生在《所戒者何——钱端升的宪政研究与人生历程》中提及,中国政法大学的老辈曾告诉许,“终其后半生,钱老似乎均不认同自己的‘政法学院’这一段人生,可见一个非学术性的培训‘枪杆子刀把子’的机构,终不能成为书生托命的真正家园”。此话当属可信,和钱端升有着类似经历的芮沐老先生,在我去年采访他时亦对于自己“政法学院”的经历讳莫如深、闪烁其词。那么问题就在于,钱端升们为什么不认同在“政法学院”的人生?
许章润的文章还提及亲身经历的一个细节:一九八九年底,一位政法大学的退休司机还当众兴奋地说过:“罗典荣?钱端升?哼,他妈的,那时我们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即便是今天,很多年轻的法大学子已经不知道钱端升是干什么的,读到这段叙述我依然止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关于钱端升,谢泳有篇文章,题为“寂寞钱端升”,可谓恰如其分。钱端升的寂寞事实上开始于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可以看看钱端升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
老教授中除了几个担任行政工作以外,成立了研究组。……在研究组不让老教师搞专业课而叫他们搞“杂业”,这一思想武振声同志较严重,刘昂同志也如此,如张锡彤教授到要离开我校前刘昂同志还要他搞编译组。后来逐渐让他们搞法权史、国家法等,但核心课如民、刑法,民、刑诉还不放手,不但对老教授而且对其他人如杜汝楫、罗典荣、余叔通也情愿放在政治课而不放在四大专业课。五六年夏有较大的好转,这时才允许他们自己选择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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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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