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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文学之我见


□ 肖 鹰

  在2009年10月间,著名老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以一句“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现代汉语,在异国破了中国文坛创作沉寂平淡的局面。这“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在出国转内销之后,同年11月又由著名批评家陈晓明在本土高调翻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两位之说,在当下中国文坛,掀起了“唱盛”新高潮。
  
  勇于立论,是当下某些批评家成名行世的不二法门。他们立论的路径,虽然常因借助了舶来的物件而花样翻新,但总不出这一道:立论以惊悚着眼,不怕把你吓着,就怕吓不着你。因为有了这些批评家们坚毅果敢的立论壮举,所以,我们就不能逃避这样的“当下中国文学经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坛,虽然没有惊人的作品,但却充斥着惊人的立论。
  
  一、王蒙的“最好论”是开中国文学的国际玩笑
  
  “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羊城晚报》,2009年11月7日)王蒙此话转回到国内,在网上招致了一边倒的抨击。王蒙很委屈,他向媒体作了辩解:“我是在法兰克福作的演讲,面对的是德国人。我所指的,是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否则的话,不存在时期好坏的划分。”(《北京青年报》,2009年11月1日)
  我们应当接受王蒙的补充说明,因为它不仅让我们明确了所谓“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不是指别的,而只是“讲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而且,它还让我们懂得“只有大外行才去评论”不同时期的创作(作品)是否“是最好的”。
  但是,王蒙在法兰克福的原话的确难免被人理解是从创作(作品)立论的,因为除非特别说明,除了王蒙自己心中明白,他人是不可能将王蒙的“最好”论断理解为“只是”在就“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说事的。听王蒙老人的讲话,不要在A时听了,就在A时下判断,一定要耐心等待老人家在B时的补充申辩出来之后,并且挨到C时再作判断———如果王老在C时又有新的言论了;否则,就必犯“闭着眼睛瞎诌”的判断热急病。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如果真让“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应当最有利于作家的创作,最可产生文学精品。但是王蒙确实不能以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业绩来说服人们认可“这最好的时候”。身为个中人,王蒙的“最好”论是否暗含了当下中国作家自我批评的意味呢?应当是没有的,因为王蒙自己回国后的申明讲得很清楚,他只讲“中国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实际上,当今不少在生活上“中资化”和“权贵化”的中国作家,不仅不能出精品,反而以趋炎附势和吹捧媚俗败坏中国文学的历史盛名。
  当然,处在“最好的时候”未必就应当创作“最好的文学”,因为反例是,王蒙提及的莎士比亚和曹雪芹都无幸生活在这“最好的时候”,他们的创作却是人类不朽的杰作(依照王蒙的说法,我们也不用“最好的”来判断莎、曹)。换言之,作家生活环境的好与坏,与作家创作成果的好与坏无因果关系。晚年王蒙是以幽默行世的,无论置身庙堂还是江湖,老先生的举手投足,都富含幽默精神。但他不从创作与作品立论,而只着眼于当下中国作家们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如此论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不仅不切题,而且立意之低,竟然堂皇地向国际社会宣讲,实在是在庄重的场合开中国文学的国际玩笑———远离国人能接受的幽默了。以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坛之尊,开这个国际玩笑,实在是不慎重、不严肃。
  
  二、陈晓明的“高度说”是有惊无险的“水平蹦极”
  
  陈晓明继王蒙之后,在其余音未绝之际,以“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其“最好的时候”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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