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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藤周一等

  编者引言:二○○四年,由加藤周一、大江健三郎等九名日本文化界著名人士组成了“九条会”,反对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他们通过一系列亲历亲为的活动,呼吁日本人民维护和平宪法,得到广泛响应,日本各地各界也纷纷成立各自的“九条会”,参与到这一社会运动中来。今年三月下旬,加藤周一一行访问北京,和中国的学者、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系列交流。这里发表的是三月三十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座谈会的部分内容。
  小森阳一:“九条会”是在二○○四年四月,由以加藤周一等九位文化界名人为主体成立起来的,成员有剧作家井上厦,以研究佛教思想为主的哲学家梅原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大江健三郎,著名作家、越战期间著名的市民反战运动家小田实,著名的法律专家奥平康弘,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泽地久枝,大众文化研究家鹤见俊辅,已故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夫人、著名社会活动家三木睦子,以及加藤周一先生。这是围绕着如何认识日本宪法,使它在世界中重新发挥作用,大家超越政治歧见,站在一起,向社会呼吁的运动。这个会在日本从北到南的八大城市进行了大量的演讲。这些年事已高的老人,之所以要站出来,是因为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建党五十周年的时候,要修改日本现有的和平宪法。要修改宪法,必须首先得到议会三分之二议员的同意,目前,日本的议会中有百分之九十的议员同意修改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的政党之间目前没有结成统一的联盟。在获得议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后,还必须得到超过半数的选民的同意,才能修改宪法。“九条会”的工作就是要让日本选民自己做出是否修改宪法的正确选择。加藤先生在成立大会上讲,“九条会”成立的目的,是要把所有捍卫和平宪法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形成新的网络,“九条会”并不想成立一个什么组织,而是希望通过这九个人自己的语言直接向全国的选民呼吁,选民再根据自己的判断,自发性地参与这个运动。尽管我们不希望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但目前在全国超过一千个地方已经自发地成立了各个层次的各自的“九条会”组织,在某些地方的“九条会”中还包括了自民党的议员。除了地域性的“九条会”外,还成立了专业、行业领域里的“九条会”,比如,“诗人九条会”、“科学家九条会”等。“九条会”刚成立时,主要媒体采取了封杀的政策,但是通过一年来的活动,这一状况得到了改变。每次演讲时,都有超过原定人数一倍以上的人来参加集会。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改变了媒体的状况,因为在地方媒体中,如此大规模的集会活动是非常大的事件,会占用大量的报道篇幅。地方的电视台也来采访我们。特别是去年在冲绳活动时,当地的媒体以头条和大幅彩色照片的形式做了报道。也就是说,我们以从地方向中央的办法,改变了媒体对我们的报道方式。今年一月二十二、二十三日,日本最大的公营电视台NHK进行了两天关于宪法问题的报道。第一天,“九条会”的参与者是大江健三郎先生,第二天是加藤周一先生。虽然NHK只选了这两位反对修改宪法的人参加节目,但事后的民意调查却显示,国民中同意和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人各占一半。最近“修改宪法是理所当然的”说法,在媒体上已经不成气候。一段时间以来,媒体制造出了“不修改宪法是老套的、违背国民意愿的做法”的氛围。应该说,“九条会”不到十个月的活动,对破除这种氛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道路还很漫长,未来的工作才是真正的胜负所在。
  加藤周一:对我来说,被邀请来到清华大学,是一个激励我、给我勇气的机会。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日本的问题,不妨先提出来。我本人也有很多问题想向大家请教。其中的一个是:我本人觉得现在的日中关系是很糟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化?布什当权以来,日本国民和日本政府的意见有很大的出入。不知大家对日本的了解如何,但我想提醒大家,日本的政府、日本的媒体、日本的国民、日本的议会,是四个不同的层面,它们的意见未见得是一致的。我想请教大家的是,在目前的日中关系的条件下,日本应当做些什么事情,才能使这一关系好起来?——特别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不知大家有什么想法?请大家不要顾及我们的反应,畅所欲言,因为我理解这是日本的知识分子(虽然只有三位)和中国知识分子、学者的一次聚会,所以大家可以敞开来谈。因为我们都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来参与今天的活动的,背后没有任何政治势力。
  汪晖:非常高兴加藤周一先生、小森阳一先生和岛村辉先生到中国来,你们推动的事情意义重大。小森先生多次来过北京,彼此有过交谈,《读书》杂志也曾发表过小森先生的文章,读者有很多反馈。三位先生来访的意义之一,是打破这个区域中所有的关系都被国家关系所笼罩的模式,让人们看到在日本、中国和韩国的社会中存在着另一种交流和交往的方式,存在着多样的和不同的声音,这是非常重要的。中日关系经历过不同的阶段,例如,在鲁迅的时代,很多日本的知识分子、作家、学者发表声明支持中国进步的知识界,反对当时的白色恐怖;而中国也有类似的举动,比如前两年一位台湾朋友送我一本书,记述了西班牙内战时期中国志愿军的动人故事。那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状态,一种二十世纪独特的国际主义遗产。在中日没有建交的时候,民间的交往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家似乎更有远见。我们在中国说到日本时,经常有双重的印象,一方面,我们有很多日本朋友,每次说到这些朋友,都会体会到很多互相的友谊、尊重和理解,可是如果抽象地谈到日本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在国际空间中就是一个单一的形象,即一个不愿意真诚地面对历史的国家。打破这个局面并开出一个新的空间是很有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中日之间知识界和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盟和对话现在也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过去几年来,《读书》杂志一直致力于促进亚洲地区的知识分子的相互对话和交流,我们的想法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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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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