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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汉字文化”


□ 柳士同

在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上,王蒙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的演讲(全文载2004年9月2日《中国海洋大学报》)。其实,“汉字文化”涉及的范围颇广,王先生谈的主要是“汉语汉字”。我这里也就仅对王先生所论及的,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
对王先生的许多观点,我是颇为认同的,因为笔者对汉字文化亦有深厚而执着的感情。记得读中学时,听老师讲课说是汉字要走“拼音化的道路”,我心中就很不愉快,十分反感,无端生出许多的烦恼与忧虑。待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批不伦不类的“简体字”仓促出笼,气得我都骂出了粗话。无论是从审美的角度还是从其生命力来讲,怕是没有一种文字堪与汉字媲美。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同时又是音形义三位一体,尤其是会意和形声这两种造字法,更是给人以无限美妙的想象。由字成词,由词成句,其活力与自由度可以说是无与伦比,它给人的审美愉悦也是任何拼音文字无法企及的。正是汉字文化的这种形象性,多义性和不可确定性,造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度繁荣。汉字天生是属于文学的。很难想像,那些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倘用拼音文字写下来,会给人怎样的感受。不是在暴殄天物么?直到今天,我读古典文学尤其是古代诗词,总是喜欢读繁体字的老版本,其感觉与领悟是很不一样的。记得四五十年前,我曾读过一篇文章,文章提及一位海外华人,曾将译成英文的唐诗再译成中文。那位华人想必未读过唐诗的汉语原文,译出后竟与唐诗原作大相径庭。这不能不令人赞叹汉字文化的神奇和不可替代!
然而,在我们得意于汉字的富于弹性和张力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它的某些短处,譬如理性的缺失。正是由于汉字文化的形象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要想准确无误地阐释一个概念,要想使语言的表达逻辑严密无懈可击,其功能恐怕就要逊色于其它某些语种了。王蒙先生在他的演讲中,特举了“国家”一词为例。认为“‘国家’既包含着‘country’也包含着‘nation’同时包含了‘state’的意义”。窃以为这决非汉字文化的优势,而恰恰是它的弊病所在。很明显,“country”“nation”和“state”这三个单词并无相同的词根,区分明显,不易混淆。“国家”一词就不同了,且不说它原本是从日本语引进的外来词,其词义大有可疑之处。按列宁的解释,“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实行专政的暴力组织,是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组成的,这与我们常说的“祖国"一词能混为一谈吗?但“祖国”与“国家”却有着相同的词根,这就很容易造成概念的偷换。譬如,近几年来,每逢十月一日,都会从大小媒体和标语口号中听到这样的话:“热烈庆祝伟大的祖国母亲五十华诞”,“我们又迎来了祖国的五十三岁生日”等等。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悠久的历史就这样无端地给缩短了100倍!记得朱光潜先生早就指出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书名译得并不准确,应该是《政权与革命》。可见“国家”一词不可滥用,否则是没有“很大好处的”。笔者已年迈花甲,自幼就将祖国比作母亲,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变得比儿子小了七八岁呢?中国的历史就这样给斩断,缩短到只有五十几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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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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